会提到旱灾，是因为进行中国问题分析，天灾常常是被忽略的因素。对大陆存在的危机，外界较多关注的是金融危机，失业问题，“三农”问题，边境地区动荡等等。其实从历史角度看，中国改朝换代的社会达动荡很多是从严重的天灾导致的。中国青年学者任不寐去年在美国成家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灾变论──关于中国文化及其起源的地理大发现】曾提出独特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自然灾害及其相关的社会动乱远远频于西欧，并因其反复不断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品质。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灾民文化，即作者所说的“灾民理性”，其核心内容是生存恐惧。中国现代的基本要务是如何超越灾变给人带来的生存恐惧。
任不寐是从文化角度看灾变对中国的影响，但也提醒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相当资源少的大国，自然灾害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又是一个灾害频仍的国度。首先是地震，全时间每次死亡5万人的17次地震中，中国发生过13次；唐山大地震导致几十万人死亡，令人至今心有余悸；二是水灾，黄河、长江几乎年年有水灾，这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经济极具威胁性，一九九八年大洪水也曾撼动全国经济；三是旱灾，中国700多个城市中三分之二处于缺水状态，山东，河南等较贫穷的地方旱灾更为严重。根据统计，中国自然灾害发生的次数呈递增状态，80年代受灾面积是70年代的1.7倍，是50年代的2.1倍。
自然灾害导致的不仅仅是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它更严重的影响是社会心理与社会情绪。任不寐提出的“灾民理性”，实际上说明的就是灾害对心理的影响。大的社会运动或动荡，往往是在普遍、广泛、持久的社会预期下形成的，对于动荡的预期也往往会因之“自我实现”而成为现实，而严重的天灾就会加强这种预期。我们一向认为，中国发展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大的天灾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天灾会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就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
最后，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积聚了太多的社会矛盾和内在危机，只是对于到底什么会触动这些危机的总爆发还不得而知。但是，巨大的灾害显然是未来可能导致危机爆发的可能的引爆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