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隆基的这个条目，似乎缺少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他在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被划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这个身分远比他的任何学位、职务、头衔，要响亮得多，也知名得多，且保持终身，直至亡故。此外，他还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章（伯钧）罗（隆基）联盟的二号人物。这个经御笔定下的铁案，至今也未见发布官方文件，予以废除或更正。我听别人说，在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曾发过一个文件，说明章罗联盟的“不存在”，可惜这个文件几乎无人知晓。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章伯钧）让我对一个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中年男人叫：“罗伯伯。”
这个罗伯伯，就是罗隆基。他比父亲小三岁，由于爱打扮，讲究衣着，所以看上去这个罗伯伯比父亲要小五、六岁的样子。似乎父亲对他并无好感。他也不常来找父亲，要等民盟在我家开会的时候，才看得见他的身影。会毕，他起身就走，不象史良，还要闲聊几句。
我对罗隆基的认识和记忆，准确地说是从他划为右派的前后开始的。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五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二十二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
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父亲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鉴于储安平“党天下”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六月二日，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飞赴锡兰访问的前一天，对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打了个招呼：“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都在变。”
罗隆基说对了，当他还在科伦坡街头的商店，兴致勃勃地给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的时候，国内形势果然风云骤变，由整风转为反右了。六月二十一日，他如期回国，等候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严酷的斗争。
最初，面对报纸刊载的有关他的批判文章，罗隆基是镇静的。二十五日下午，即回国后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对一脸惊慌的赵文璧说：“你何必那样慌嘛。”
赵文璧的确担心，且提醒罗隆基：“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还特别点明：“你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罗隆基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你不要谈我的生活作风，我的脾气不好，这些都是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现在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 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父亲阅后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指五月二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他怃然良久，又道：“老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罗是否联盟？或是否有过联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统战部的人，当一清二楚，。因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俩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若答此问，则必追溯到民盟的缘起和构成，而决非个人因素所能解释。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党三派，是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共的积极支持下，一九四一年于重庆成立。三党是指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即今日之中国农工民主党）、左舜生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这样的一个结构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为症。抗战胜利后，民盟的这个疾症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大有发展。当时在民盟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因为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一九四七年在上海，黄炎培去医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罗隆基的时候，曾同他商议要把盟内个人份子（在重庆是以组织单位加入民盟的）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同救国会、第三党并列、且相互制衡。后黄炎培转到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当负责人，便放弃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则由罗隆基去实践了。当然，退出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此时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内以形成一个力量。这样，从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到一九四九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⑴、曾昭抡⑵、范朴斋⑶、张志和 ⑷、刘王立明⑸、周鲸文⑹、叶笃义⑺、罗德先⑻、张东荪⑼。这个 “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象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一九四九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
直至反右前夕，这种情况依旧。（一九）五六年的八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谈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会议由黄药眠主持，一整天的会，共提出一百条意见。其中针对民盟中央领导的意见，就是宗派问题。
与会者说：“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征，就是宗派。大家只须闭上眼睛，就能知道谁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这几年不特未消灭，而且更发展，不过形式更隐蔽更深入更巧妙罢了，事实俱在，不承认是不行的。”
“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他们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利于谁；不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不利于谁。”
“他们小宗派之间的妥协，表面上象团结，实际上是分赃。”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问：“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团，盟里为什么派黄琪翔去？根据什么原则？”黄琪翔来自第三党，显然，这个质问是针对父亲的。而言者为“无形组织”成员，自属罗隆基手下。可见，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了解以上的历史情况，对罗隆基看到父亲承认章罗联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态度，便不足为奇了。
个性强直的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认章罗联盟，在会上不但面无惧色，还敢指天发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
这么嚣张，自然要被好好地收拾了。罗隆基的主要身分是民主党派，于是，主要由民盟中央出面，组织高密度、长时间、强火力的批判。批判会一个紧挨一个，有时是挑灯夜战，午场接晚场。
６月３０日下午和晚上，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二次整风座谈会，名曰座谈，实为批判。它拉开了揭发斗争罗隆基专场的序幕。
７月３日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民盟中央第三次整风座谈会，继续揭批罗隆基。
７月５日晚７时半至１１时，在同一地点举行的民盟中央第四次整风座谈会，仍是揭批罗隆基。然而，于一周之内搞的这三个“批罗”专场，统战部和民盟中央的左派都未收到预想的效果。
在反右批斗会上，罗隆基的“无形组织”与右派小集团无异，成了众矢之的。有人把北京的吴景超、费孝通，上海呐砦挠Α⒊氯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