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自从九七年离开香港后，不能忘情香港，也为了报答香港所给我的一切，所以不论是跨媒体写文章或做广播，或者应邀发表演讲，都在扮演对董建华政府“域外监督”的角色。今年三月，本人随代表团访问台湾时，在其后的一个饭局中，认识了群策会中人，他们当时就表示将在六月二十八日举办探讨香港“一国两制”的研讨会。他们之所以对我发出邀请，是因为我从一九九六年就在当地的《自由时报》撰写专栏至今，主要就是评论香港事务。由于同一天我在纽约法拉盛公共图书馆也有一场《香港回归六年》的专题演讲，所以我把纽约的讲座推迟到七月十二日，但是台湾因为沙士疫情，将研讨会推迟到八月中旬。群策会作为一个智库，每年主办一次国际研讨会，根本同有没有选举没有关系，同七一大游行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研讨会的成功和巨大反响，或可能激发群策会再接再励的雄心。
也是三月份的访问，我就同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谈到“一国两制”的问题，我问他中共以“一国两制”统战台湾时，为何台湾不以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来反击？此意在于利用台湾向北京施压，以便北京不敢轻易践踏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岂料陈明通回答说，香港已经搞成这样，我们不愿意再揭疮疤使香港人难受。陈明通自称明年将回学校教书，也许他还保留这么一些“书生气”而说这些话。
从刘慧卿到台湾前后中共喉舌对她的“革命大批判”，无非是她说“台湾前途应该由台湾人民自行决定”而被指为“台独”，而她说香港“‘一国两制’是否成功，要视乎港人能否高度自治，选出自己的政府，撤换不满意的行政长官”则被指为“港独”。然而就连台湾的统派也不敢说台湾的前途不应该由台湾人民决定，难道他们也是“台独”不成？而如果香港人选出自己的政府就是“港独”的话，“港人治港”岂非谎言？基本法又何必规定香港要向民主化的目标迈进？尽管步伐是十分的缓慢。
可见这些用“反独”的名义攻击刘慧卿，只是香港土共要挽回他们强行通过国安条例失败后唯恐失去选票而施展的伎俩而已。董建华中央政策小组某些人的上窜下跳，也表明“批刘”的权谋性质。可惜民主派的一些人被“民族主义”障了眼，忘了“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或者是门户之见，甚至是假期内的怠惰，竟然没有出来声援，只有传媒的评论人予以驳斥，实在令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