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明霞小姐是中国的跳水皇后。她成为香港特区的“准财爷夫人”。媒体大可不必炒作新闻。我们只认她在国际比赛中为国争光，夺得面面金牌，与有荣焉。她形象清纯，笑容甜静，赢得过广大体育爱好者的喜爱与关心。特别是她三年前入读清华大学，攻习经济专业，更觉得她不同凡响。因为体育竞赛毕竟吃的是青春饭，唯做学问可以寄托终身。
但最近从报纸上读到伏明霞小姐有关“党员也有恋爱自由”、“共产党不干涉个人婚姻”的谈话，才使我意识到，她是太年轻、涉世太浅了。也就担忧她读书太少，或是从老一辈人（包括她父母）那儿学到的东西太少。一个现今二十五岁的姑娘，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出世的年轻人，怎么可以轻率地代表党讲话？且是打包票似地言之凿凿！
本人年届花甲，愿意以自己所见所闻所历的生活经验，告诉伏明霞以及和她一样天真烂漫的年轻一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强暴干涉党员们的家庭婚姻生活的。本人无意说教，只讲三个具体且不失生动的事例。相信此类事例，在我们国家汗牛充楝，俯拾即是。
老一辈，离婚复婚由党安排
先说我工作、居住过的京郊机关大院里，有一位大家都很敬重的赵阿姨。赵阿姨的行政级别是司局级，属于高干系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平反冤假错案那年──一九七八年，她该是五十多岁了。可她身高一米七○，身条挺俊，一头青丝，明眸皓齿，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她是个三十出头的白领丽人呢。赵阿姨没有丈夫，却有三个和她一样出色的闺女。听说大闺女在延安出生，二闺女在解放区出生，三闺女在北京出生。外单位的人还以为她们一家四姐妹，四朵金花。大院里了解赵阿姨身世的人，则无不叹服她是个生命的奇迹，二十几年的运动风雨、批批斗斗，那么沉重的政治十字架，生活十字架，竟都没有把她摧垮。她背负着“美国间谍家属”的名份，含垢忍辱，一把把血泪地独力喂养大三个女儿，目不斜视，婉拒许多男士的示好，犹如一株生命的长青树，一朵开不败的雪莲花。
一九七八年，她的“美国间谍”丈夫平反了，机关党委安排她和丈夫复婚！机关大院轰动了。原先那迷一样神秘的“档案材料”，也都向我们这些普通干部公开了。原来赵阿姨的丈夫是位留美博士。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留美博士毅然辞掉美国国防部某研究所的职务，回国参加抗战打小日本。他没有选择留在陪都重庆，而应周恩来的邀请到了延安。留美博士到延安，当然是宝贝疙瘩，受到重用，很快入了党，并被任命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则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一九三九年，清华大学未毕业的赵阿姨也辗转到了延安，那是进步青年人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啊。赵阿姨也被分配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立即誉为“第一院花”。洋博士和清华美女很快恋爱了，结婚了，成为延安党政机关人人称慕的一对。干部们都私下议论，小赵可把毛主席的如夫人蓝苹比下去了，无论人品、学问、外貌，蓝苹都比不了。
从延安到晋察冀，从晋察冀到北平，副院长夫妇恩爱，十多年如一日。新中国成立后，副院长成为副部长，赵阿姨工作出色，也被评定为司局级干部。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五○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志愿军出国作战，国内则开展肃反、镇反，深挖美蒋间谍特务。赵阿姨的丈夫被怀疑为美国间谍。开始是边工作边交代问题，后来是停职反省──实际上是软禁。问题只有一个：你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又是在美国国防部属下的一家武器研究所工作，为什么会突然回国参加抗战？你真的那么爱国吗？以你的家庭背景，回国后为什么不留在重庆，而要投奔到又穷又苦又无任何科研条件的延安？你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是什么？天啊，这些情况，原本都是副部长本人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入党时填写的履历，现在却成了党组织审查他的依据！中美无邦交，党组织又不能派人到美国去搞外调。他怎么坦白交代组织上都不肯相信。他是满身长嘴说不清，跳进黄河洗不清了。案子拖到一九五四年，中央直属机关又一次搞肃反审干，副部长已遭公安部关押。被正式起诉、判刑前夕，党组织找赵阿姨谈话，要求她和特务丈夫划清界线。赵阿姨说，我们结婚十五年了，生了三个女儿，怎么划得清界线？党组书记说，组织上研究过了，你本人历史清楚，工作一贯努力，表现是好的，你和你丈夫离婚吧！离了婚，你可以保住党籍、干籍，免予纪律处分，可以把三个孩子哺养成人。最后，党组书记还交了底：周总理仍在关心你，希望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党性，站稳立场。
组织上这样关心、爱护自己，赵阿姨还能有别的选择？她只好和那被判二十年重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战略情报人员”的丈夫签字离婚。这以后，副部长被关押在哪里，是死是活，音讯全无，她也不敢打听。更何况在随后的反右斗争、反右倾运动、社教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赵阿姨自己也一次次受到冲击。含辛茹苦，如履薄冰，千幸万幸，她到底也没有被打成“阶级敌人”。
二十五年苦难而漫长的岁月过去。一九七八年的某天，机关党组书记突然找赵阿姨谈话，通知说：你爱人的案子整错了，公安部决定给你爱人平反，中组部也批准了，你爱人恢复党籍，恢复职务，享受正部级待遇。考虑到国家经济困难，按中央规定，你爱人在关押期的工资，就不补发了，算他交了党费吧。当然，组织上对你也有一个要求。一九五四年，是组织上安排你和副部长离婚的。现在副部长平反了，组织上也要改正错误，安排你们复婚。你签字后，你爱人就可以回家，全家团聚。
他还活着？老天有眼，二十五年没有音讯，他还活着……赵阿姨没有哭，表情木木的。离婚，复婚，都是组织一手操办，赵阿姨作为一名革命干部，别无选择，只能认命、服从。党组书记问她有什么话要说？她才说出一句在心里埋藏了二十多年的话：我为什么不改嫁？为什么不重新成家？就是从来不相信我爱人是什么美国特务。我是心甘情愿替他活守寡！
复婚了，丈夫回家了。丈夫是被担架抬进楼上单元来的。副部长已是个残疾人，屎尿拉在床上不说，还神经错乱，动不动就哇哇大叫。哇哇大叫些什么？赵阿姨和三个女儿都听不懂。家里养着这么个又瘫又疯的废人，一天到晚臭哄哄的，左右邻居都提抗议……赵阿姨欲哭无泪，投诉无门：造孽啊！造孽啊！好好的一个人，一个科学家，被当做特务关押二十几年，关成个废人，才送回给我，把包袱丢给我！公理在哪儿？天道在哪儿？
机关大院的人，看着看着，赵阿姨的满头青丝变成满头霜雪，原先光洁的脸蛋上，一下子布满了丝瓜筋般的皱纹。原来一直挺俊着的身子，也一下子佝偻下来，走路都喘气呼呼，身上也散发出一股异味。她无怨无悔地伺奉着那瘫痪在床、神志不清的丈夫，洗屎洗尿，喂汤喂药。她没有要求党组织送丈夫去住医院。丈夫拖了一年多才去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赵阿姨也不知调动了一些什么复杂的海内海外关系，竟悄悄地把三个女儿都送去了美国。说是她曾告戒女儿：记住一位作家的话，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
赵阿姨在丈夫去世不久，也病了，住院了，去世了。机关大院里替她开了追悼会，一幅挽联上写着：伟大的妻子、母亲、女性。
这就是我要告诉伏明霞以及像伏明霞般天真烂漫的年轻朋友们的头一桩实例。
青年干部，婚恋血淋淋
第二例，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在农村亲身经历的。当时我们工作团几十号人马，两人一组，分头住进各个生产队去。我和小李所在的生产队叫红星十六队，是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里有座民办小学，只有一名女教师。生产队把我和小李安顿在小学校一间空屋里，吃饭则和那名女教师搭伙。但生产队长特别嘱咐：女教师出身很坏，是和她漏网地主的父母一起从省城清洗回乡来的，当然女教师本人不算讨厌，在省城是中学教员，被她的红卫兵学生造了反，所以安排她当民办，二位上级同志心里有数……我和小李答应：知道了，我们会随时监督她，教育改造她。
我和小李每天外出开会，或是和社员群众同劳动，一天三餐则回小学校来吃。我们按规定向女教师交了粮票、伙食费。女教师二十几岁，衣着朴素，不苟言笑，看得出来一表人才。每天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且饭菜做得相当美味可口，简直像是专门学过烹饪技术来的。但女教师从不和我们同桌吃饭，不是先悄没声息地吃了上课去了，就是等我们吃过之后，她才来吃、来收拾。女教师在我们面前也总是低眉敛目，老老实实，恭恭敬敬的，从不抬眼看我们。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倒是我和小李心里都隐隐有些歉疚似的。况且小李是个复员军人，机关里的政工干事，根正苗红，为人正直，不大信邪，还是个单身汉呢。
一天，小李忽然红了红脸，向我提出，想找女教师个别谈谈，了解些情况。我是有家室的过来人，心想你同志是不是看中人家女教师是个美人胚子，老实文静，又做得一手好饭菜了？便欣然答应：好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也要有所接触，才好给她教育帮助，但不要中了美人计啊。
虽说是文化大革命打打杀杀的岁月，成人之美的一点传统观念并未在我心里泯灭。以后，我就有意无意地尽量单独外出，好多留出些时间，让小李和那女教师在一起。说心里话，在生产队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情况后，我对女教师也有了好感，蛮同情的。就算小李和女教师谈恋爱，旁人也无权干涉。上级也没有文件硬性规定，国家干部不能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搞对象嘛。
学大寨工作团的日常工作，无非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轮流开会，传达文件，学习讨论，贯彻执行。忙出忙进的，不觉过了三、四个月。我察觉到，小李和女教师已经眉来眼去的，不时脸蛋儿红红白白的了。也就是在这时，我才惊鸿一瞥似地，发现女教师的眼睛好明亮、好清澈、会说话、会唱歌似地，勾人魂魄呢！难怪古诗上写：“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了，还有什么“回眸一笑百媚生，三千粉黛无颜色”！我这人平日是太古板、太目不斜视了，过了这么久，才发觉原来女教师的眼睛顾盼生辉、风情万种，难怪我们的政工干部小李要被迷上了。
一天，小李主动提出要和我交流思想。我洗耳恭听。小李说：你知道生产队为什么安排出身不好只是从旧城遣送回乡的女教师来小学教书吗？是大队支书养了个又瘸又哑的儿子，三十大几找不到媳妇，把主意打到了女教师身上！大队支书本人又是个老光棍……生产队长倒是个好心人，想暗中保护一下女教师，才把我们两个工作组同志安顿到学校来吃、住。我心里一惊，原来还有这个弯弯绕啊？女教师本人是什么态度？小李说：人家抵死不从。我们又不是没见过大队支书那残废儿子，拄两根拐杖，瘦得一把骨头。能人道吗？八成，大队支书娶儿媳是名，另有图谋是真！我问小李：哪怎么办？小李咬咬牙：我想救她出去！好端端一个人儿，不能给糟踏了。我问小李：同志，你是不是喜欢上了？有话说出来，我不会卖你。小李愣愣地看了我一会，终于说：我承认，一半是喜欢，一半是抱不平。我又问：她呢？她也喜欢你？小李说：喜欢，常发抖。她背着个出身包袱，还是头次谈恋爱，很害怕，总是哭，抱住我就哭。我严肃地说：终身大事，你可要有思想准备了，要克服重重阻力，这意思，你明白？小李说：左不过回老家种地，做人不能无情义……
大约又过了两三个月，生产队的社员们或许看不出来，我却是心知肚明，小李和女教师已堕入爱河，如胶似漆。孤男寡女，一旦有了那个事，还不干柴烈火的？果然，一天夜里，小李快天亮时才从女教师房里回来，把我叫醒说，早饭后，他要到公社去，向工作团党委汇报自己和女教师的关系，请求组织批准。我说：你去吧，早汇报早主动，要冷静，你我都是党员，按照党的纪律，党员婚恋，一定要得到组织的审查、同意。
结果是当天小李没有从公社回来。第二天，我被通知去公社汇报工作。工作团党委书记（也是我们机关大院的党总支书记）见面就严厉批评我：怎么搞的？大半年了，小李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你都没有觉察？还是有意包庇？你的党性原则哪里去了？我们是下来帮助贫下中农学大寨的，不是来和五类分子子女乱搞的！党组织教育培养你们这么多年，下乡半年，就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中了阶级敌人的美人计！你看看，人家大队支部也有揭发材料……你包庇小李干些见不得人的事，丧失阶级立场，还以为是成人之美！
我接受了党委书记的训斥，作了口头检查之后，试探着问：小李呢？还跟我回去吗？党委书记瞪圆眼睛说：回去继续犯错误？昨天已开了党委会议，批判了他的严重问题，他不肯检讨，扬言要娶那名阶级敌人的女儿做老婆。党组织有原则，有纪律，今天一早派人送他回机关反省去了，摆在他面前的是两种前途：要么断绝和那个女人的关系，接受组织处分，或可保住党籍干籍；要么对抗组织，被开除党籍干籍，去和阶级敌人的后代结合！……当然，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你回去后，也可以做做那名女民办教师的工作，要她想开些，好好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她为什么不肯嫁给大队支书的儿子？人家大队支书可以提供她一个改变成分的机会嘛！残疾人怎么啦？她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臭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贫下中农家庭？
我回到生产队，找那女民办教师长谈一次。女教师不哭不闹，默默承受一切。直到我问她有什么想法时，她才说：我今年二十三岁，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父母的出身，却决定了我的命运，被红卫兵、造反派赶回老家来，连找对象、谈恋爱的权利都没有。后悔已经晚了，我是自作自受，怀上小李的孩子……今后没有小李，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我只得又讲了一通革命的大道理、小道理，正理、歪理，相劝了一回。几天后，我也被调离了那生产队，到另外的生产大队蹲点去了。不久，就听人悄悄告诉，那女教师疯了，不肯教课，四处找小李，被大队支书记派民兵抓回去，在支书家里关了三天。可能让那老光棍搞了，她才上吊死了。
我心里暗自伤痛了许久。另说小李被送回机关后，坚持不认错。直到组织上通知他，那名可以教育好的女子已经自绝于人民，他才大哭一场，违心地作了检讨。党组织念他出身贫苦，根正苗红，一时失足，只给了次记过处分。一年后，我们学大寨工作团回到机关大院。我见到小李时，他有些神思恍惚，总唠叨着一句话：她对我没信心，就不肯等等，不肯等等，等我带她回老家种地过日子……直到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反冤假错案，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小李还没有成家，还对我唠叨过一次：她太经不住事了，美丽的生命太脆弱了，要能熬到今天，不就和我在一起了？老哥，你不知道她是个好女人哇！哪方面都好，样样都好。她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够了。
我却一直不忍心告诉小李：女教师要是还活着，他们的孩子该戴红领巾上学了。
名作家痛苦至死，离不成婚
第三例，讲讲文学界名人、四川作家周克芹的婚姻遭遇。
一九八二年冬，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首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三年一届，又是首届，因而显得特别慎重。据说颁奖仪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小剧场举行的，有多位中央领导人出席，新华社发了通稿，各大报纸刊出五名得奖作家的照片、简历。周克芹以《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获奖。这可了得，他回到四川成都，成都火车站出现盛大欢迎场面，横幅上写着：欢迎文学状元载誉荣归！
不管《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是否经得起岁月的淘汰，但“文学状元”周克芹在成都市，乃至在整个四川省，都成了耀眼明星，名气大振。他原是一位长期工作在农村的基层干部，发妻则是个没有文化但很泼悍的大队妇女主任。夫荣妻贵，妇女主任随周克芹迁进省城后，周围环境和她格格不入，难以适应。她在农村是敢吵敢闹、爱骂爱哭的角色，大队干部社员有理无理都要让她三分的，来到省城，却无人吃她这一套了。她倒有些心计，别的不管，只管死死盯住丈夫过日子，严防丈夫进了大城市花了心。凡有女同事或文学青年上门必加盘问，俨然把门虎。周克芹外出她则暗随其后。周克芹感到自己失去了人身自由似地，很影响创作情绪，于是和她论理，希望解除管制。可每和她谈一次，婆娘必大哭大闹一次，骂他是陈世美、周世美。夫妇俩吵吵闹闹相持大半年，渐渐地，周克芹萌生了离异的念头，外出租房居住，地址保密。他是个组织观念颇强的人，把自己的家庭问题向文联党组作了汇报。文联党组经过调查，也得知那大队妇女主任脾气凶悍、难缠，严重干扰周克芹的创作。
可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家庭问题，从来坚持组织原则：劝合不劝离，做双方的工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啦，家庭破裂就是细胞破裂啦，影响社会稳定啦，等等。周克芹的婆娘得知丈夫找了党组织，更是火上浇油。好哇！克芹你个黑心狼，天杀的，竟敢到组织面前告老娘的状，闹离婚，老娘也不是吃素的：你告我也告，大家撕破脸皮闹，看你离得成婚。于是，这位昔日的铁姑娘、三八红旗手找到了“娘家”──成都市妇联去哭诉。市妇联当然做妇女的后盾，撑腰打气：周作家出了名，就想抛弃结发妻？没门！我们就要治治这位现代陈世美！几天后，成都晚报刊出文章，劝慰某某名作家，不要得志就猖狂，玩弄女同志感情，当现代陈世美，把家里发妻逼成现代秦香莲。
于是周克芹闹离婚的事风传开来，一时成为成都市民的街谈巷议，热门话题。恰好剧院里正在上演传统川剧《秦香莲》，报刊上的评介文章也就联系实际，维护家庭价值，批判见异思迁，捍卫妇女权益。虽然不直接点名，但读者心中有数。周克芹走在街上，都有人指脊背了。周克芹只好求助省委宣传部。部长知识分子出身，思想颇开放，嘱他忍一忍，等风头过了再冷静处理。他的婆娘却消息十分灵通，得知他得到部长的理解、同情后，便在市妇联头头的陪同下，找到更上一级的“娘家”──省妇联投诉。省妇联头头一听火大了，周克芹找部长，就妄想离婚？也太小看我们妇联组织系统了，等着瞧罢！
第二年春天，省妇联头头上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会议期间，特意找到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老大姐，汇报四川妇女工作，顺便提到名作家周克芹道德败坏、喜新厌旧、抛弃发妻的事例。据说邓大姐当场作了指示：现在中年干部离婚率偏高，喜新厌旧成风，要加强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教育。
这可好了，省妇联头头讨得周总理夫人邓颖超老大姐的指示，胜过从前的皇上圣旨，传回四川，谁敢不遵照执行？可怜周克芹的离婚官司，铁定的，没有任何指望了。此后，周克芹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孓然一身，郁郁寡欢，四处游走，借酒浇愁，茫然如丧家之犬了。他婆娘则月月去省文联领取他的工资，不劳而活，但也堵着一口气，活得不快活。周克芹本人呢，靠挣些小说稿费渡日，打游击似地，和内江师范学院一位研究他作品的女教师相好，还时刻提防他成都婆娘的突袭。
直到一九九六年，周克芹罹患癌症去世，也未能和“发妻”离婚，给他内江师院的红颜知己一个名份。悲乎，周克芹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了。
以上三例，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且这类事例，在神州大地上，比比皆是。你我身旁，俯拾即是。我们能昧着良心说：共产党员，有恋爱、婚姻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