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诚实的人所理解的“异国梦”，他们是来自中国的外逃贪官。
出逃不必“仓惶”
2002年4月6日，蒋基芳在机场向边防人员递上护照时，表情一定很平静。虽然他这次并不是赴美考察参观，也不是探亲旅游。
他正在实施策划已久的外逃计划。
这位当时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波折，顺利到达美国，与早已定居于此的妻女团聚。据报道，目前的蒋基芳“生活闲适”。
时隔一年，2003年4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的杨秀珠也突然出走美国。媒体披露，杨秀珠早已在纽约黄金地带置办至少5处高级房产。
“起初，贪官们是案发后仓促出走，而后变成案发之前做好准备。”关注中国贪官外逃现象的杨诚说。
跨国金融犯罪与洗钱问题专家杨诚，是加拿大刑法改革国际中心高级研究员。他告诉媒体：“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而当事人长期游移于两国之间。一有风吹草动，便不再回国。”
“另有些官员家属，因涉案同样选择出逃，比如沈阳前市长慕绥新之女慕洋，武汉市城建委主任张克孝－－－人称‘武汉第一贪’的妻子。”杨诚补充说。
“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外逃贪官的境遇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藏匿的国家。
截至目前，中国只与泰国、蒙古等十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引渡条约，世界上还有200多个国家没有和中国签订引渡协议。对于外逃到这些国家的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遣返。能否遣返成功，则取决于众多因素。
这种现状，使一些贪官断定，自己完全可以“捞了就跑，跑了就了”。
几十年以来，一些国家的腐败官员纷纷把非法所得转移到美国，在那里购置房产、汽车和各种奢侈用品，对他们来说，美国是逃避法律惩罚的安全天堂。
据杨诚介绍，在加拿大，一旦夫妻中的一方入了加籍，另一方很容易拿到该国的绿卡。所以很多官员在出逃前，就将家人移民到这些国家，这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何况，生活在发达国家是非常舒适的。”杨诚说。
的确，有一些外逃的中国贪官，在国内有人前呼后拥，在国外也不甘寂寞，他们的生活是“很舒适”的。
距纽约曼哈顿一小时车程的新泽西州爱迪森市，差不多成为华人天下，至少有10万中国人在那里居住。那里的房屋价位这两年连连攀升。山东某副厅级官员在去年赴美“治病”期间，曾一口气买下3处房产，均在爱迪森市。
无独有偶，洛杉矶的房产市场也发生了类似情况。据报道，近几年来当地来自中国的巨额房款比前几年增长了四成左右，购买的都是5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常常一次现金付清。尤其一些华人聚集的高档住宅区，房屋价格几乎涨了一倍。
阔绰和落魄
这些中国人出手之阔绰，令他们的美国邻居也瞠目结舌。
有媒体介绍，外逃的河南贪官程三昌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购买有豪华别墅和汽车，过着富豪般的生活，还有一个女儿在荷兰定居。
程三昌在国外还大谈特谈他的“辉煌经历”和外逃之道，其中包括他怎样参与了权钱交易和买官卖官。
1995年，分别担任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经理和法定代表人的陈满雄和陈秋园夫妇卷款外逃到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分别更名为苏·他春和威帕·颂斋。陈满雄还做了一次彻底的整容手术，连皮肤都进行了漂白。他们在自家名下办起多家商行，拥有两栋高级洋房、3辆豪华轿车，混迹当地名流。
最终，这对“泰国富翁夫妇”落入了恢恢法网。
与程三昌们不同，也有不少外逃贪官相对低调。
在美国大城市如洛杉矶、纽约等，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豪华轿车、穿昂贵衣服的中国男女。这些人有自己的交往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
不过，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
当然，有一部分外逃贪污分子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银行南海支行丹灶办事处信贷员谢炳峰、麦容辉在贪污银行储备金案发后，携带巨额现金偷渡过程中被“蛇头”层层盘剥而不敢报案。在泰国落脚后，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反目成仇，谢炳峰竟用40万泰铢雇一个“烂仔”追杀麦容辉。钱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残酷的现实促使麦容辉选择了投案自首。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原干部陈新，曾携带4000多万元人民币辗转潜逃于境内外。68天的逃亡途中，他先后在成都、广州、海口、湛江马不停蹄地周旋，在越南、缅甸境内疲于奔命，一共换了29个假身份证。
陈新的日记，记录他了逃亡期间的感受：“我心里有一种瓮中之鳖的惶惶感。我真切地感受到命运捉弄人时的滋味真够人受的。我知道我迟早会有玩完的一天，我的心理、我的精神状态完全垮塌了。我手中握有的几十个身份证和股东证也没能把我救出苦海。”
2000年8月22日下午3点，从蒙古乌兰巴托飞至北京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在4名中国干警的押解下，侵占200万巨款的北京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走出飞机。
他是1997年8月《中蒙引渡条约》签订后，第一个从蒙古引渡回国的经济犯罪嫌疑人。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