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中国水事，依笔者之见最值得一记的应是渭河水患之后，对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反思。今年的渭河洪水也着实有点奇怪，其洪峰不大也不险，只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普通洪水，而结果是形成了50年不遇的渭河大洪灾。陕西全省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82.9亿元，为什么出现此种现象？就连普普通通的渭河两岸农民都说，全是三门峡工程闹的。事实上这样的灾难早在三门峡高坝修建之前，施工之时便已经有人预见并指出过了。可以说关于这个工程的不同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粗暴地忽略、乃至淹没，一意孤行者中既有决策者也有为数甚多的教授、专家、学者。当渭河洪水把三门峡工程的最后的遮羞布撕碎，沉默的局面也终将打破，甚至有点热闹了。
这样的热闹是耐人寻味的，它需要我们追溯历史，把真相说出来－－以大江大河的名义。
据《华商报》报道，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10月份率队考察渭河水灾后，在郑州会议上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的效益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在三门峡水库。
在笔者的记忆中，这是水利部官员第一次公开从负面比较明确地评价三门峡水库，这是一个好的实事求是的开端。
紧接着又有了11月4日《北京日报》上发表的中国水利界被不少人推为泰斗级人物的两院院士张光斗和前水利部部长、现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联名发出的呼吁：三门峡水库应立即停止蓄水，放弃发电。2003年11月17日的《报刊文章》又以“渭河流域泥沙淤积河床抬高，张光斗建议放弃三门峡水库”为题报道如下：“据了解1957年6月，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了70名专家就三门峡工程的设计方案进行讨论。张光斗说：‘当时我是不赞成的。’但那个时候一边倒，苏联专家说能修，你有什么办法”云云。
三门峡的历史迷雾从此就算是解开了吗？不，没有！相反更让人觉得感慨莫名了。三门峡工程及与之相关连的人物极端迥异的命运，所折射出来的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水库的问题了，但，我们最终还是得回到这个大坝本身来考量：关乎国家命脉的江河命运、水利思路，以及在这过程之中参与其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
不妨说，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高坝大库的三门峡工程，是以后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先行者与楷模，正是因为三门峡工程的失误及这失误长时期地被掩饰，导致了中国水利沿着高坝大库的思路愈走愈远。也因为关于三门峡工程的不同意见的被扼杀，导致了中国水利界的一意孤行一往无前地筑高坝修大库。
那末，到底在三门峡工程上谁是真正的反对者，提出了什么样的反对意见呢？
2001年1月19日，春寒料峭之时，笔者走进清华园拜访了黄万里先生，以后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到中午12点为止，完成了我对黄先生的采访。从70岁到90岁之间黄万里先生患有结肠癌、胆结石、淋巴癌，一次又一次地开刀动手术的黄先生显得疲惫、虚弱，但思路还算清晰。关于三门峡工程的往事历历浮现。笔者同时又查阅了相关资料，便有了以下的文字回顾。
1954年4月，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年底，《规划报告》出台，选定三门峡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前景、主要目标是：将黄河上游千年一遇洪水由37000立方米／秒降低到8000立方米／秒，自此黄河无洪灾之患；拦蓄上游挟带的全部泥沙，下泄清水，实现了河清之梦，且能使下游河床不再淤高；调节黄河水量，装机90万千瓦，年发电量46亿度等等，其巨大的综合效益将使三门峡大坝成为中国水利的里程碑。
但是，在《规划报告》中既无法回避也最难以启齿的是关乎渭河两岸土地与人民及大坝存亡的问题：水库将淹没农田207万亩，移民60万；黄河泥沙在三门峡水库中的淤积，将使这个高坝大库的寿命只有30年左右。而当时力主建造三门峡工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个负责人却保证水库寿命为300年。30年是严格按照上游来沙量及预留库容147亿立方米－－占总库容的2／5－－计算得来的，300年这句大话却是信口开河，或者说是信口筑坝、信口河清，但，决策者偏偏就信了。
为了三门峡工程的最后通过，一系列的信口开河接踵而至：中国方面向苏联专家组提出的《技术任务书》中，中方给出了一个真正天方夜谭般的数据：通过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到1967年，上游来沙量可减少50％，当三门峡水库运行150年后，则为100％。
黄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清了。
黄河变清了吗？黄河依旧是浊流滚滚，而断流的灾难已经或几乎使这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成了季节河！
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破土开工。
就在这一时刻到来的前一年，时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的黄万里上书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在他的《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中，就三门峡水库的主体规划思想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筑坝虽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在以后的不断上书中黄万里先生更是第一个预言了渭河翘尾巴淤积从而形成大患的后果。关于泥沙，黄万里先生一再强调：河流必按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世界上从未有过无沙之河，在坡面上的水土应尽量保持，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应该让其继续随波逐流，这一科学的观念从根本上击中了三门峡工程的要害：筑坝拦沙，而且是上游全部来沙，把泥沙留在库内而让下游河清，这是逆自然规律而行之。
黄万里先生还认为：由于淤积，所有的水库也就是说无论怎样的高坝大库，都不是万古不朽的，自有一定的寿命。笔者不由得想起：人力堆造的黄河水泥怎么能如山之亘久、水之持续呢？但，造坝的人却从来不想也不顾大坝寿命结束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水文变化。在江河梯级开发之后，多少年大坝废弃，多少梯级的水泥废料堆积如山，那时，中华大地上还会有一条完整的河流吗？
黄万里明确表示，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高坝大库，如果非建不可应在坝底面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开洞”。
直接上书中央的还有北京电建设总局年轻技术员温善章，他力主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正常蓄水位335米，少淹没土地、少移民、少花钱。
三门峡工程开工两个月后，有70多位专家、教授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开始召开。温善章第一个发言，除了坚持低坝小库外，还作了即便从今天的眼光看也难能可贵的关于土地资源的分析。关中平原是棉花、小麦的产地、西北经济文化中心，还是华夏古文化的发源地，地下埋藏着珍贵的文物。以发电论，高坝方案比低坝方案多45亿度，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增加70多万人的移民和250万亩土地的淹没，相当于发每千瓦电迁移1人、淹没三亩地，从动力资源储备和土地资源储备及土地现状分析，难以令人信服。
温善章并且极有远见地指出，只是用收还投资年限、抵偿年限、单位千瓦投资、单位库容投资来衡量工程的合理性是不够的，这只能说明资金上的合理性，而更为重要的因素即被投资对象的人文和社会性质又该如何表现？
黄万里的处境已经很艰难，就在讨论会期间，他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在《什么话》的栏题下，由《人民日报》6月18日转载，同时发表的还有批判文章。但，他依旧直言批评了三门峡的规划思路，即“倒推法”：黄河之患患在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又清又慢就可以根治黄河了，怎样才能又清又慢呢？便想像用水库把大水和泥沙都拦住，泥沙太多洪水很大，需高坝水库。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的水利思路，中华民族对治河治水有着丰富的经验，“堤工、河工、水工等等，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
他还明确地指出，三门峡工程“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他问三门峡工程的主事者：“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自知无力回天，黄万里说，如果三门峡水库非修不可，那就应把泥沙一直排下去。当他戴着右派帽子离开讨论会会场时，几乎是哀求着最后说：“在坝底留有足够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在国务院批准的初步设计里也明明标有“坝底留泄水孔”。然而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间，三门峡工程工地竟全部按苏联专家的设计把12个导流底孔用混凝土堵塞。1967年以后再以每个底孔1000万元的代价，将其一一打通。
也许张光斗先生记忆有误，这位力主建造长江三峡大坝的双院士曾不止一次说自己是三门峡大坝的反对者，笔者曾遍查当年讨论会的资料，张光斗先生除了说一些“看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如果不会使下游淤高则可以多排一些沙下去”等似是而非的话以外，没有一句话是明确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当然，也有可能是笔者孤陋寡闻。
在三门峡工程的反对者中，黄万里、温善章以及有所进言的叶永毅、吴康宁、梅昌华、张寿荫等人的名字将为历史铭记。尤其是黄万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仍上书直言，力陈在江河干流上修筑高坝大库的危害。2001年8月8日，先生于重病中自知不起从老妻手中接过纸笔写道：“万里老朽手启予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之策中，各段仍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2001－8－8手笔候存”。
终其一生，黄万里的遭遇令人深省：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使有的人一路高升，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却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改正右派的人，那是1978年，此后一直要求讲课直到1998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时已87岁高龄。当他着一身白色西装结红色领带走上讲台时，获得了多少掌声和赞叹，而其中却又不乏辛酸。当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然肯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河真的会变清，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