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悲痛未阻止奔走北京
康原说：“9月11号晚间，我正在香港一个饭店房间里为第二天飞往北京的行程打理行装。纽约跟香港有12个小时时差，此时我接到一个朋友从首都华盛顿打来的电话，他要我打开电视机。我看到一架飞机刚刚撞进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北楼。我心里充满了不详的恐怖，因为我知道飞机撞击的地方大约正好就是我的表弟麦克尔担任主管的坎特·费兹杰拉尔德公司所在的楼层。”
那一天康原经历了失去亲人的悲痛。然而，康原并没有因此取消第二天飞往北京说服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的行程。中国司法部官员惊讶地看到这位长期从事改善中国人权活动的人士按时出现在他们面前。
成为中国人权斗士
在过去10来年里，康原已经飞往中国60多次，不间断地跟中国政府对话，为改善中国政治犯服刑的待遇，并为他们缩短刑期和获得释放而奔走。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国会1990年5月16号举行的一次听证会。正是这个听证会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道路。
康原说：“中国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后，美国国会从1990年开始辩论是否应当取消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当时我正担任香港的美国商会会长职务，不同意取消，于是我作为第一个要求保留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人前往国会作证。在作证期间我向国会许下诺言，我将利用我在中国的关系，利用我所了解的在中国如何能够办成事的知识，来说服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
放弃商界高职和优越生活
为了履行诺言，康原放弃了香港美国商会会长和一家美国跨国公司副总裁的职务，也放弃了俯瞰海景的豪宅、家里雇有女佣和司机的优越生活方式，开始了他单枪匹马的孤独奋战。康原说，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这一选择而感到过后悔。从康原1990年成功地说服中国政府释放一名参加中国民主运动的香港学生开始到现在已经走过近15个年头了。他记不清这期间他到底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多少政治犯的名单，仅仅最近的一次北京之行他递交的名单上就有1百多名政治犯。
由于康原与中国政府的多年斡旋、反复寻问，已经有大约3百多名政治犯或者提前得到释放，或者减刑，或者有效改善了他们的服刑待遇，这包括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获释的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中国民主党主席徐文立和西藏被关押时间最久的政治犯、76岁高龄的晋美桑波。
受到中国尊重斡旋活动有效
那么，康原又是如何取得其他人权活动人士没有能够取得的进展呢？康原说，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曾经为撰写有关他的报导前往中国向一名中国主管官员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康原说：“这位中国官员回答说，康原批评中国的政策，但他提出批评的方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他热爱中国。他对我们表示尊重，他的对话具有建设性，并切合实际。”
30年在华生涯
今年52岁的康原出生于纽约市，在新泽西州长大后到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人类学。在那里，他对中文发生了兴趣，开始学中文。康原说，从他21岁抵达澳门直至今天，他在澳门、香港和中国差不多度过了他的整个人生时光。他娶了一位香港姑娘，育有两个儿子。家人全都支持他的人权事业。
康原说，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将继续寻找那些被掩藏起来的、或者被人已经遗忘了的中国政治犯，竭尽全力帮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