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韶，１９３４年生，１９５０年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１９５６年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创作了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后任《红旗》杂志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１９９６年从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上离休。
“红色娘子军”是个人创作
１９５６年，广州军区政治部发出开展建军３０周年征文活动的通知，当时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的刘文韶受命到海南负责征文事项。一次在查资料的时候，刘文韶正巧从一本油印的关于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中发现有这样一句：“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这３０字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因为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女指挥员和女英雄是很多，可是作为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过去还很少听说过。刘文韶凭当兵十几年的经验觉得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于是就到她们活动过的乐会县采访。
刘文韶回忆：“女兵连的老同志很多牺牲了，革命材料保存的很少，有关资料就是琼崖纵队战史小册子上这一句话。很幸运我找到了女兵连的连长冯增敏，采访了她４次，后来又找到了十来个女兵连的女战士，还专门拜访了琼崖纵队的负责人冯白驹将军，当时他是广东省副省长，记忆力很强，提供了很多材料。如果当时没有去挖掘这些材料，我想以后恐怕就更难挖掘了。”
“红色娘子军”这个词现在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当年刘文韶“创造”它的时候，只是想着战史记载的“女兵连”不够响亮，冯白驹将军说的“女子特务连”因为有“特务”二字让人感觉不够革命。“我想应该从更大的主题和背景来考虑，把它作为我们解放军的一个建制连队的代表来定位。我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从花木兰到杨家将，一直以来就有‘娘子军’的说法，为了说明现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所以就加了‘红色’两个字，当时都喜欢用‘红色’两个字来代表革命。”
好素材加上好题目，刘文韶创作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很快发表在军队最高文艺杂志《解放军文艺》上，与陈毅、肖华等军队领导的文章同列在１９５７年８月号的目录上。报告文学马上在全国引起轰动，李贞将军为此写了书评推介，１９６２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全国发行了《红色娘子军》。
很快，有电影厂看上了红色娘子军。上海天马制片厂找刘文韶改写电影剧本，片名就叫《红色娘子军》，八一厂则找了当时在广州军区专业搞创作的郭梁信。“当时广州军区也知道有这两部片子，军区的意见是我这个叫《红色娘子军》，他那个叫《琼岛英雄花》，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就由我们自己来协调怎么办。正在我基本完成剧本改稿的时候，听说八一厂已经确定要拍郭梁信的本子《红色娘子军》了，我想不可能同时拍两个同一片名同一题材的本子，也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便没有把我的本子拿出来给天马制片厂。”那个时代，人们脑子里还没有冠名权意识，刘文韶正忙于自己带兵训练的本职工作，一听八一厂用了郭梁信的本子，心里也没在意，当时也没有想到，八一厂至少应该在片头加上“本片取材于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
历史上没有洪常青
１９６１年，梁信编剧、谢晋导演的八一厂电影《红色娘子军》引起极大轰动，祝希娟扮演的琼花“向南霸天讨还血债”的控诉，和她那双火辣辣的“由只为个人仇恨燃烧，最终发展到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燃烧”的眼睛，成为人们心中抹不掉的记忆。擅演反角的陈强在片中成功饰演南霸天，因此荣获“亚非拉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王心刚由于在其中成功塑造了洪常青，成为中国最早的大众电影偶像，“党代表”这个比喻词也由此传播开来。从报告文学到电影，梁信跨越的不仅是题材，更在于他把历史真实改装成符合大众品味与政治需要的经典情节。
“洪常青和南霸天，都是虚构历史。”刘文韶说，据当时娘子军连长冯增敏介绍，当时娘子军连里根本没有一个男性党代表，惟一的指导员是女的，叫王时香。“这样写是败笔。第一，它不符合历史真实；第二，洪常青的戏一多，琼花和女战士们就无法给人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本来是写琼花从一个受苦的女奴翻身成长为一个革命者，但是后来电影和芭蕾舞剧都没有把主题摆在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上，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琼花的形象远远没有我们所熟知的诸如花木兰、穆桂英这些古代女英雄形象突出。”
“我觉得凭空生造一个洪常青背后的集体无意识很值得深究。”中山大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生认为，历史真实是一群妇女自发、自觉地反抗以男性地主为代表的旧社会，但是变成文艺作品向全民宣扬时，必须按照父权制的思维进行改造，表现在电影中就是，女性吴琼花原来只为“个人仇恨”燃烧，必须在男性洪常青的带领下，最终发展到“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燃烧”。中国人一向喜欢看生旦戏，没有小生和小旦的戏必定乏味，所以从传统审美习惯上考虑，电影如果没有洪常青，戏剧冲突将失去张力。
“电影和样板戏中宣传最多的还是男性，如果从宣传娘子军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是不成功的。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觉醒、精神和力量，在这些本子中很难看到。”刘文韶不满的是，红色娘子军在后来的言说中，已经成了洪常青的衬托。
洪常青和吴琼花谈恋爱？
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与洪常青若有若无的爱情，曾经使那个年代的观众产生许多联想。现年８０岁、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吴之先生是琼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组负责人，据他介绍，电影是“根据同名琼剧《红色娘子军》改编的”，电影中的洪常青、南霸天是琼剧先塑造出来的，“南霸天的原型陈桂苑是琼东县的反动大队长。但洪常青就是虚构的人物，本来娘子军没有男性党代表，都是女的，为了更具艺术性，我们就虚构了一个男性。写出来的第一稿，有琼花和洪常青谈恋爱的情节，我不同意。在那个特殊的革命年代，晚上琼花站岗的时候和洪常青谈恋爱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侮辱娘子军的形象。冯白驹治军是很严的，当时部队团以下干部不准谈恋爱，团以上干部谈恋爱要经过党委批准。所以那个谈恋爱的情节是不符合历史的。”
洪常青不是历史真实，洪常青与吴琼花谈恋爱也不符合历史，但是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国，观众还是很愿意把王心刚与祝希娟的表演理解为“同志般的友谊”，或者说“战斗感情”。
１９６４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根据同名电影改编创作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琼花”扮演者白淑湘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１９７１年，中国舞剧团集体改编并演出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彩色芭蕾舞影片《红色娘子军》成为“八大样板戏”之一在全国轮番上映。样板戏最大的变动就是吴清华（电影版是“吴琼花”）不再是第一主角，洪常青在“三突出”艺术原则要求下成为突出的主要英雄人物。
“从今天来看，与其说样板戏塑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精神，不如说它们是对历史的另一种戏说。”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王晓渔认为，用“三突出”的美学重新言说红色娘子军，这甚至使得女演员无法套用传统台步，必须设计新的动作来适应“全新”的角色，所以才有了该剧将京剧舞台的表演程式“亮相”动作引入了芭蕾舞，吴清华握拳挺胸、怒目金刚式的动作多了不少，还加上了一两个来自民族舞蹈的舞姿“倒踢紫金冠”。
学者余岱宗年前撰文指出，漠视爱情其实是样板戏有意藏匿历史：“在样板戏中，英雄人物李玉和虽有家庭，但未娶妻。洪常青与吴清华只能维持同志关系，柯湘的丈夫在柯湘未出场前就已经牺牲了。如果说某一部样板戏不关涉情爱生活或家庭生活并不值得奇怪，而每一部样板戏皆与情爱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绝缘，这就不能不让接受者感到蹊跷。在样板戏中，不仅仅英雄人物清心寡欲，就是反面人物，其私人情感生活也是处于隐匿状态，本来《沙家浜》中有胡司令结婚‘闹喜堂’一节，在改编中被删去。小说《林海雪原》中革命军人之间有爱情的火花，女土匪的形象也活灵活现，而到了改编后的《智取威虎山》，女土匪不见了，革命军人也变得更‘严肃’了。在样板戏中，两性关系，不是处于被正面批判的地位，就是被放逐，被隐匿和漠视。爱情成为样板戏最不愿意正视也不屑于正视的一个盲区。”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三八妇女节，中央芭蕾舞团推出由第五代“琼花”领衔主演的新版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剧中吴清华按照现代人的思维跟洪常青谈了一次恋爱。同年，《红》剧又被改编成２０集电视连续剧，“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了该剧的主线。
按哪种版本纪念历史？
现在，海南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里的展览，多数都是根据电影和样板戏来设计的，比如电影与样板戏里“洪常青”的剧照、南霸天的豪宅。刘文韶说他担心的就是这个，“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按照芭蕾舞的形象来做雕塑是可以的，毕竟这是对娘子军形象的美化，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讲，按照电影或者芭蕾舞剧的内容去介绍就不行了。尊重历史，应该按历史的真实来宣传娘子军，不应该按艺术的真实来宣传历史。”
刘文韶承认，虽然他的报告文学是红色娘子军的最早版本，但是报告文学本身文体的限制束缚了文学性和流传度，经过文学加工后的艺术形象更容易被大家接受，所以报告文学至今很少人提起，而电影和芭蕾舞剧却成为了经典。
“我承认他们艺术上是成功的，但是艺术和历史是两回事，电影是虚构的艺术，艺术不能作为我们真正学习的榜样，真正的榜样还应该是生活真实、历史真实。特别是现在的青年，看不到《红色娘子军》这个报告文学，只能看到电影里的娘子军，再过几十年，电影还存在而报告文学可能就没有了，娘子军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