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转江流忧国泪
最近从网络上看到党治国写的《纪念黄万里老师：科学的良心》，副标题是一联震撼人心的诗句：“宛转江流忧国泪，绵延路断济时肠。”（摘自《江婴诗集》）这两句诗可以说凝聚了黄万里坎坷的一生。这位中国第一流的治水专家，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中国的水利事业，然而却屡遭排斥和打击，终生壮志未酬，弥留之际，放心不下的不是家事，而是被人拦腰截断的长江，立的遗嘱，竟是怎样挽救江防。
党治国是黄万里的学生，他不但学到了黄万里的学问，也秉承了黄万里的气质。因此也没有摆脱黄万里同样的命运。我读了党治国这篇纪念文章，太息之余，也为含恨长眠的黄万里教授感到一丝欣慰，他的心血并未全付东流，至少还有忠诚的弟子把恩师的悲剧展现在世人面一刖。使人们看到这颗伟大的科学良心在中国的不幸遭遇。
党治国的纪念文章同时也掀掉了所谓“水利泰斗”的面具，把那副出卖良心谄媚权贵的本相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祸国殃民的三门峡工程
当代中国有两大水利工程：三门峡水库和三峡水库，这两大工程，都是长官意志，一锤定音。黄万里根据自己的真知灼见，对这两个破坏生态危害人民生命财产而且后患无穷的愚蠢决策，一直秉持科学的良心，力陈其不可。然而他的金石良言，全都是对牛弹琴，一点也不起作用。和黄万里教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被人称为“水利泰斗”的人，却能“与时俱进”，真正称得上“识时务者为俊杰”。下面就是党治国在文章中披露出来的事实：
修三门峡水库的动机是要“黄河清”，办法是在黄河的三门峡建一高坝，使三门峡到潼关这一段黄河变成一座水库，把黄河水中的泥沙拦在库内，而把清水放入下游，这样，黄河就变清了。
一九五七年在讨论三门峡工程的专家会议上，只有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一个人，持反对态度。理由是：黄河水含沙量大，筑高坝蓄水拦沙，将使泥沙淤积在上游，使上游闹水灾。也就是把下游闹灾的地方移到上游。而且泥沙将很快把水库淤满，使之失效，下游照样免不了洪水灾害。然而当时官方早已拍板定案，水库已经开工，这个专家会议，不过是给工程补盖一个“科学”图章而已。所以与会的专家
除了黄万里（还有一个年轻技术员）之外，都主张高坝大库拦沙。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为高坝拦沙辩护说：“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呢？我还想不出什么坏的地方。”
以后的事实完全证实了黄万里的预见。三门峡从一九六O年蓄水起，就给库区和渭河流域带来一连串灾难。八十万亩良田被淹没，四十万农民移民到宁夏缺水地区，富饶的关中土地因水库蓄水招致地下水位上升而盐城化，渭河河床越淤越高，威胁到整个关中地区和西安市的安全。特别是背乡离井的几十万移民，颠沛千里被迁到干旱的不毛之地，生活极其凄惨。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移民的高官，看到他们艰难的现状都不禁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这是天良未泯的人所说的一句人话。然而当初以“专家”身份赞成修建三门峡水库的专家教授们，有哪一个说过这样一句人话？有哪一个说过一句检讨自己的真话？
话是有人说过，不过说的不是真话而是谎话。
“水利泰斗”的无耻谎言
党治国摘引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十期上张光斗委员提到三门峡水库时说：“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
党治国说，当他翻阅政协那份《简报》看到张光斗的发言时，“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是的，谁看到这里都会为如此厚颜无耻的撒谎本领而吃惊。原来极力赞成三门峡水库高坝拦沙，等到铸成大错之后，又摇身一变，变成“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英雄好汉了。党治国悲愤地说：“祸起三门峡工程，不是警醒我们深入反思三门峡的深远历史教训，反倒成为一些人。文过饰非，借天之祸以为己功，颠倒历史的机会。我们岂能一面与谎祸的结果斗争，一面又继续肆无忌惮地造谎！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下去，我们这个古老而衰弱的民族还有希望吗？”
事情还不止此。又过了十一年，到了二OO三年，在渭河洪灾之后三 门峡水库的存废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十一月一 日《华商报》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资料出了一版“新闻专题”：《渭河灾起三门峡水库》，副标题是《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质疑三门峡水库设计错误，主张废弃三门峡水电站》，内文有一节是表彰张光斗一九五七年就反对三门峡工程，小标题是“张光斗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到十一月四日，
《北京日报》又发表了张光斗（院士）和钱正英前水利部长）的联名呼吁：“三门峡水库要立即停止蓄水，放弃发电。”
好了。一个事先就反对三门峡工程，现在又带头呼吁废弃三门峡水库的“科学巨人”已经在中国树立起来了。
看看这种令人齿冷的表演，再想想当年孤身一人反对三门峡工程而被扣上“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实在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声苍天：你还有眼睛吗？
伟大的痛苦
黄万里一九七三年曾到潼关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势。他写道：“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伟大的痛苦”。黄万里身怀济世之才，却找不到报国之路，眼看三门峡水库为害，使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竟无从伸出援手，这是多么痛苦，
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前屈原慨叹“黄钟毁弃，瓦缶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到了“人民共和国”，依然如故。其实这不仅是黄万里的悲剧，而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国家不是没有英才，但是弃置不用；重用的，是善于逢迎的奴才，这个国家还能兴旺吗？
不过三门峡工程并不是黄万里悲剧的结束。更严重的斗争，更大的痛苦在等着他。这就是三峡工程。
截断巫山云雨，创造“世界之最”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毛泽东吃罢武昌鱼之后诗兴大发填的这几句词，便是三峡水库的起因。不过终毛泽东之世，国库实在拿不出这笔银子，所以未能如愿。改革开放以后，日子好过一点了，虽然毛已离开人世，但是独裁体制依旧，当权者好大喜功依旧，给自己修“政绩工程”的思想方法依旧，只要有权有钱就行。所以八十年代三峡工程就准备上马，为此已经组建了一个“三峡省”，开始配备干部。只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对这个“世界第一”的大工程持怀疑态度，“三峡省”也就搁置起来了。
“六四”一役，彻底打倒了对“高峡出平湖”持怀疑态度的人。李鹏当权了，江泽民初来乍到，也看准了三峡工程是投合邓小平之所好和换取李鹏支持“江核心”的一颗关键棋子，于是三峡工程就在最高层拍板定案了。
六次上书反对三峡工程
当然，这个工程也得像当年三门峡工程一样，要有“专家论证”，也就是把长官已经决定了的工程，请“专家”用“科学”把它打扮一下，以显得长官是多么虚怀若谷，作出的决策是多么民主，多么科学。
但是经过三门峡失败的教训，三峡工程的论证就不那么顺利了，有不少专家质疑和反对，其中最坚决最彻底的就是黄万里。为此他曾六次上书中央提出警告：“建造长江三峡高坝是祸国殃民之举”，“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
黄万里特别气愤的是张光斗等人“冒充专家，根本不懂工程经济和拦河筑坝的自然限制条件”，却主张一定要上”。他认为这些不懂装懂的人“犯有欺罔之罪，应负刑事责任”。所以他要求公开辩论，以便在决策者面前揭穿他们的谎言。
黄万里特别在信中举出一 九五七年他孤身一人为阻止三门峡工程而和多数人辩论的事实，希望再进行一次这样的辩论。其实他哪里知道，如果毛泽东还有“雅量”让人讲出不同意见，然后再发动群众把他打下去，那么江泽民就既没有“让人讲话”的“雅量”，也没有发动群众的威望。所以他六次上书，全都是泥牛入海，消息全无。
一个小时也不给，只能抱恨终天
所有的努力均告失败之后，黄万里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最后的请求：给他一个小时，让他当面向中央领导陈述一下三峡工程决不可上马的理由。
这是黄万里生前为国家人叩运所做的最后一 次努力，他只要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只要少在电视上亮几次相，让全国观众少听一点他们滔滔不绝的废话，就足够了。
如果他们真能像每次党代会前夕为瓜分权力而争吵时那样认真去听取一 下黄万里的金石良言，这个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也许不会那样迫不及待地上马，百万移民也就不致于携儿带女远走他乡了。如果这个“世界第一”的巨大工程能够停止，不但万里长江的自然生态能够保住，而且省下来的钱足够使几千万贫苦农民免于饥寒，足够让所有失学的儿童进入学校，免得再用“希望工程”的名义伸手向国内外乞讨了。
可惜这都是黄万里童心未泯的天真希望。忙于和毛邓鼎足而三的江泽民，怎么能有工夫来听一个老百姓的逆耳之言？所以黄万里要求的“一个小时”直到他生人叩的最后时刻也不曾等到，不但没有等到“召见”，甚至连一个“拒绝召见”的通知都没有等来。
预先埋下隐患，事后自我开脱
当局需要的不是黄万里这样的专家，而是张光斗那样的专家。尽管那些仰承长官鼻息的专家已经在三门峡工程上做了祸国殃民的“论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三峡工程上再做一次同样的“论证”，只要长官高兴就行。
比三门峡工程大许多倍因而其后果也严重得多的三峡工程，在长官们精选的专家“论证”之下，终于被通过了。这个“论证”，把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弊大于利”的结论改成“利大于弊”之后，其“科学性”和“可信度”越发提高了？
如今三峡大坝已经把长江截断，可惜毛泽东已经看不见“高峡出平湖”景象了。
不但毛泽东看不见“平湖”，连论证三峡水库将成为一个“平湖”的专家也永远看不到这种景象，因为三峡水库根本就“平”不了，它的水面是倾斜的，有坡度：由库尾到大坝，水面要降低几十米。反过来说，重庆的实际水位要比大坝跟前的水位高出几十米。等大坝达到预定蓄水极限时！重庆已经变成泽国，水库西部沿岸许多居民区都要淹没了。
三峡工程还没有完工，问题已经陆续曝光。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论证这项工程“可行性”的总负责人钱正英和张光斗，在他们亲手把三峡工程扶上马之后，又反过来对这项工程说三道四了。张光斗承认水库不是平的，有坡度，承认防洪库容没有原来说的那样大，还说环境生态将成为最严重的问题。钱正英的说法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她说她最担心的是泥沙问题、移民问题和库区污染问题。
自己主持了“论证”，认为三峡工程“可行”，等到全国人大根据她主持的“论证”通过这个工程之后，她又说自己“还没有作最后的结论”。这叫什么话？
凡是“结论”都是最后的结论，“非最后”的“结论”根本就不是结论。你为什么把不是结论的“论证”当作结论拿出去，这不是一 场骗局吗？
现在他们给三峡工程埋下的祸害还没有成灾。根据他们对三门峡工程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将来三峡工程的灾害爆发时，这两位“水利泰斗”一定会立刻变成反对三峡工程的急先锋。但愿他们两位长寿，以便亲眼看到他们是怎样“造福”于中国人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