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二战期间，为了报复美国限制日裔美国人自由，日本在山东的潍坊建立了一座西侨集中营，里面囚禁着大约一千五百名欧美人士（人数最多时达两千名，后来交战俘用去五百名），其中还包括五百名儿童。在中国，这是唯一的一座西侨集中营。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恒安石、《火的战车》的原型、英国著名奥运会短跑冠军利德尔都曾经被囚于此，后者更是在解放前夕死于此地，现在在原址还有一座纪念碑。
我是从一位驻美国的外交官那儿第一次听说此事的，从那以后一直深感兴趣。有心搜集，就陆续地又知道了一些片断。过几天要去美国，就想在去美国之前去实地一趟，看看还能不能淘出点什么线索，到美国寻访一下幸存者。于是匆匆带了一台小型摄像机，和摄像师就出发了。
“要像人一样活着”，就是此次采访回来最深的感慨。
我们先到了青岛，据说，这儿有位老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我们想看看能不能得到点什么指点。老先生家住在一所很狭小的房子里（熟悉青岛住房的朋友能想像出狭小的程度），接待我们十分热情。老先生数年间写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还先后给克林顿和小布什写过信，希望他们能保护美国人的利益，代表美国当年被囚禁的国民向日本提出索赔诉讼。老先生把他写的东西的复印件给了我们，还热心地向我们介绍情况。老先生的热情，实在让我们感动。
最初觉得哪儿不对是看一张《南方周末》，那张报纸数年前采访老先生后发表了一篇介绍文章。老先生在介绍当中说：他正和这家报纸打着著作权官司，理由是报纸只注明对他提供资料表示感谢，却没在文章上给他署名和发稿酬。我看了看那报纸，凡是引用的地方，都有引号并改用楷体，依我对著作权的了解，觉得并不构成侵权，但老先生振振有词地说：其中用了他一百零三个字的原文。我虽然觉得老先生太较真，但想也许报纸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因此还没太注意。不料在交谈中，我得知，他还和本省一家报纸打着著作权官司，理由同上。我看了看那张报纸，署名为：本报记者某某、特约通讯员该老先生。我问：这不是署上您的名字了吗？老先生气愤地回答：那也不行。他们的意思，是因为我提供了资料，但文章是记者写的。听说，这官司他还打赢了，报纸赔了他总计六千多块钱。
听到这儿，我已经觉得后背冒出了冷汗，唯一的念头就是放下他给我们的一切赶快逃走。但是已经逃不走了。当他听说我们第二天要到潍坊时，一定要陪我们去。一边还介绍说：和本省的报纸打官司时，那记者翻脸不认人，居然在法庭上说当初是他硬要陪着记者去潍坊的。
好不容易从他家出来的时候，感觉我们好像变成了人质。苦苦想着如何摆脱他，但觉得什么伎俩都会被他识破，最后决定善始善终地带他到潍坊走一趟，再买上票送他回家。于是我们便躲避战火的逃难人群一样，扶老携幼地去了潍坊。
潍坊由市政府接待我们，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每到一处，我们不得不很尴尬地介绍说：这是我们从青岛请来的研究专家。这些地方他都来过了，但每一个地方的人似乎都没好人，都在掠夺他。在言谈中我们才知道，他还和潍坊的两家报纸和一个作者打着著作权官司，知情人介绍说：只要谁引用他的资料，他就和人家打官司。
我一边听，一边觉得后背上已经冷汗成河。不消说，此后我们做一切事情，必须注上和某老合作，否则就要被一纸诉状带上法庭。可这种感觉太恶劣了，我无论如何不想这么做。实话说，在两天的采访中，我动在这上面的歪念头比正事要多得多。
人学坏是很容易的，歪念头果然被我想出来了。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因为要提前回济南，便让他们先拍着，自己回去退房。回到宾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退掉房，然后直奔商务中心，请他们给我打了一张标准格式的声明：对我的采访没有侵犯我的权利，同意在有关潍坊集中营的记录片中使用。然后稳稳地坐在大堂里等候着他们回家。
等他们回来，我请他和另一位被采访者坐下，一本正经地说：多谢二位的帮助。对你们的采访，我想在将来的片子中使用，请问你们同意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就把声明掏了出来：如果同意使用，就请签字，这是我们的律师交待的。如我所判断的，他签了字。然后我又掏出二百元钱来：某老，您陪同我们两天，我们一惯采访是付费的。这些钱，请您收下。他推辞，我说：某老，您已经签了声明，您如果不收下这钱，那么将来我也可以使用，您考虑。－－果然，他就收下了。
我把那声明和收到条装起来，然后就胜利大逃亡。
回来的路上在想着某老。也许，他是比较极端的一个，但在我们的同胞中，采取这种做事方式，他绝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做手头的片子时，我采访过许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经常会觉得，当他们得到一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把那点东西当成了他们自己的资源、资本，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别人一问，马上会引起他们警觉。他们想让你采访，以便让他们的名声和成果为外人所知，但又怕因此怀里的东西被别人窃了去。那种锱铢必较、权衡利弊、精于计算，经常让人觉得可怜又可笑。
我经常对这种现象抱一种宽容的看法：像生活在某老那种狭小空间里的人，你很难要求人家胸怀天下。不是存在决定意识吗？一个贫穷的人，你不能要求他们像阔老一样把自己的家底痛快地抖擞出去。但在采访了潍坊集中营以后，我知道，贫穷和苦难，并不是一个人眼界狭隘的理由。
有一年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是一部意大利电影《美丽的传说》（也有的翻译成《关于快乐的传说》、《美好的生活》等），说的是一位被关进犹太集中营的父亲为了让孩子对生活充满希望而把苦难化解为快乐，把被囚禁描绘成游戏的故事。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当时觉得这编导真是聪明，竟有这么出色的创意。了解了潍坊集中营的故事后我知道那不是创意，那是这个世界上某些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潍坊集中营里关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还有一些是经商的人士。集中营的条件十分艰苦，物质极度匮乏，尽管日方对他们并没有肉体上的虐待，但死亡的威胁是始终悬在头顶的－－谁知道当战败来临之际，讲究所谓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会干什么？
但高贵的人性也就在这极度寒冷、饥饿和死亡的威胁面前闪烁出它晶莹的光彩。
今天读当事人的回忆，我经常被深深感动。没有抱怨，没有怨天尤人，没有仇恨，没有自艾自怜，有的只是对人性的推崇，勇敢的赞美，自我牺牲的肯定和对生活、命运的深深感谢。那被关押的一千名成人清楚地意识到有五百个孩子的存在（五百个孩子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他们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教育、保护、和让孩子们身心健康地成长的责任。作息时间是被严格遵守的、学校的上课是正常进行的、生活上的小节是一丝不苟的、礼貌和个人卫生是被严格要求的。他们从来不曾告诉孩子们他们身陷不幸，相反，他们总是告诉孩子爱与他们同在。他们甚至要求孩子们对看守他们的日本士兵也要礼貌和尊敬。在高墙和铁丝网中，集中营里经常歌声和笑声不断，运动会、各种欢庆活动经常举行。他们把他们这方小天地创造得如此温馨而正常，以至于多年后这些在集中营里长大的孩子们回忆起当年被关押的生活时只记得当时的快乐，而唯一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日军囚徒的事情也就是每天早上必须用日语点名。当他们被解放后，从集中营的学校毕业的孩子参加了牛津的考试，结果全部被录取，平均分数比外面的孩子还要高。山东大学的创始人赫士博士当时已经八十岁了，当日军要挑一部分人去和盟军交换战俘时，他在被挑选之列。赫士博士平静地说：我已经八十岁了，让更年轻的人自由吧。说这话时，他的身边还站着他的妻子儿女。他和他的家人选择了囚禁，最终赫士博士死于集中营里。上面所说的奥运会冠军李德尔一直是集中营中的活跃人物，在食物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他积极组织集中营里的体育活动，使集中营里的死亡率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比率，但他自己却在胜利将要到来前的几个月因病长逝－－我无意把两类人做类比。但当我采访着这些人和事，却又同时对付着另一些人和事时，不让我类比也难。回来的路上，我一路想着：中国人，到底是怎么啦？
如果谁要说这个民族是劣等民族，我肯定和他急。但在生活中每天碰到的这些人和事，你不能不承认，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肯定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我们是怎么啦？我们的胸襟是这样促狭，我们的目光是这样短浅，我们的趣味是这样低下，我们像蜗牛一样一生爬在泥里，沾沾自喜地看着身后留下的那一道粘丝，对别人任何一点精神上的追求都投以怀疑的目光。我们是像人一样生活吗？在那些优秀的人群身上，我们知道了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那就是坦荡、磊落、保持尊严和富于自我牺牲，充满爱和同情。我们可能永远做不到这样了。但是人性开始觉醒、人开始自省时，自在的人就成为自为的人了。我希望自己向一个人的方向努力－－努力像一个人一样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