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中被人叫做“六六六”会议，其实是胡愈之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集的民盟中央紧急会议。其中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六人为教授；另有章伯钧、史良、叶笃义、闵刚侯、金若年与会。此会的倡议者、操办者胡愈之，则在会议开始之际离去。会议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来自高校的教授们，一一介绍了校园内的情况。
费孝通说：“……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斗错，听了令人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当然要收也容易，三百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产党以表示态度。”
曾昭抡说：“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都是学生闹起来的。过去以运动方式对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清议’，应该给他们机会多讲话和尊重他们，但党不给……”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以出乱子。近来有些学生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孩子不要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19）53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执行起来就成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言者慷慨，听者激动，大家热血沸腾。父亲在深感形势之紧张的同时，倍感肩头责任之重大。他认为：形势的紧张是规律。此刻，民主党派应该大力发展组织，提高地位，发挥作用；而中共则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共存。
最后，父亲讲了话。他说：“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在国际共运中，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两个人谁正确？这两条路哪条畅通？只能由历史来作结论。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想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
与此同时，储安平在邀集的民主党派宣传干部的座谈会上，发表了对报社社论问题的看法。他说：“就现在情况来看，写社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明日报》过去的社论。一种是教条，四平八稳；再一种是说共产党的好话，歌功颂德。真正的批评监督的社论，没有。要写批评监督的社论，必须得到各民主党派组成的《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支持。《光明日报》的婆婆多，八个民主党派是八个婆婆，民主党派有几百个中央委员，是几百个婆婆。一个婆婆一个看法，就很困难。因此，必须社务委员会授权，在没有授权之前，只能用个人名义写这方面的文章了。”
总之，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负戈前驱，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其实，激荡浩淼之风华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学识，已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在他们的身后，也已是枪弹飞越，飕然有声。
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
父亲捏着报纸，读之再三。他也在想：这是为什么？
吃午饭的时候，接到储安平的电话。他说：“伯老，我下午两点钟，去你那里。”父亲想再说上几句，电话已挂断。
两点整，储安平跨进了父亲的书房。他神色严肃，又显得有些匆忙，连茶也顾不上喝，便说：“昨天，报馆有人贴大字报批评我，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只是个人意见罢了。读了《人民日报》社论，我看情况已不容许我在《光明日报》工作了。”随即，从公文包里掏出“呈章社长”的信函递上。
接过一看，是亲笔辞职信，父亲哑然。
“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父亲说完这话，储安平立即起身，告辞。
父亲执意要送至大门。烈日下，二人淡然一笑，握手言别。
整个下午，父亲心情烦闷。家中的气氛，陡然大变。晚饭后，父亲去了史良的家。在那里，对《人民日报》社论和第一个站出来反击右派言论的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卢郁文发泄不满，并对史良说：“卢郁文不过是小丑，而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几百年才有定评……”
父亲归来，已近深夜。人刚睡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寂静之中，尤觉急促刺耳。接过电话，方知是浦熙修打来。
她的第一句话是问父亲：“储安平辞职的消息是真的吗？伯钧，你的态度怎么样？”
父亲答：“辞职是真的，但权不在我。将来要由社务委员会议论决定。”
浦熙修说：“《文汇报》的情况要比‘光明’好些。因此，还想约你写一篇关于联合政府的文章。”
父亲说：“我不能写了。”
“你能不能推荐一个人？”
“我一时想不出来。总之，要请对中国政治有些研究的人，像王铁崖⑽那样的。”
接着，浦熙修在电话里向父亲传递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说，她在南斯拉夫大使馆见到了周扬和夏衍。在大厅问他们二人当前的形势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搞不搞鸣放？他们两个人都说，现在仍然是鸣放，政策没有变。另一则消息是讲她看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立即给陆定一打了个电话，不客气地问现在是继续“放”？还是“收”？陆的回答也是，我们还是“放”，没有变。
浦熙修在电话中的讲话，语言虽简练，情绪却激动。彼此都有不祥的预感。父亲非常理解，她关心“光明”，是因为“文汇”与“光明”血脉相通，都是民主党派的报纸。她关心老储，是由于她和储安平命运相连，都是报社的主编。然而，父亲还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打击的目标乃是浦熙修身边的罗隆基、储安平背后的自己，和章罗所代表的中国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政党。
6月10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日一大早，父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日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去之前，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父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国家内部党与政，党员与官员之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这么一种关系，的确少见。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告密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恶风扑面，惊雷炸顶。整个形势在这样一群书生眼前，变得狰狞恐怖。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中央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领导人的许德珩、孙承佩，“光明”的负责人常芝青，还有九三学社里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裴文中、薛公绰等也纷纷表态、亮相。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68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 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唯一的肉蛋类。李大姐（即母亲）、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在我的记忆中，章、许两家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但我至今也不知内中有什么原因。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后密告，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共产党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
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喊着：“我是老头子了，可安平还不到50岁！”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没过几天，储安平自己来了，算是回访吧。他登门的时间很早，是提着一个橄榄绿、腰子型的铝质高筒饭盒进来的。
“老储，你好吗？”父亲大喜，握着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且将他从头打量到脚，再从脚打量到头。
“我很好。伯老，你呢？”
他们寒暄过后，储安平一面请母亲赶快拿个牛奶锅来，一面对父亲说：“这是我拂晓时分挤的羊奶，特别新鲜，特意请伯老和李大姐尝尝。”
父亲见储安平气色不错，双眼仍有光泽闪动。
“你现在每天做些什么？”父亲问。
“两件事，读书，喂羊。”
父亲笑着说：“好。这样可以‘ 养吾浩然之气’呀。”
“伯老，你现在不也有条件养浩然之气吗？”
“不，养浩然之气，一是需要有富裕的时间，这个，我有。二是需要悠闲的心境，这个，我大概是不会有了。”
“为什么？”储安平问。
“我的心境是无法平复的。反右之于我，决非是一点人生失意、进退无路的遗憾，而是从此有二十万个右派（那时父亲以为右派有二十余万）的身家性命，压在了我的心上。”
储安平劝慰道：“伯老，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哇。谁都明白，事情的责任在中共。你自己的身体要紧。”
母亲端上热腾腾的羊奶。这奶色极好，随着腾腾热气飘溢而出的芳香，令人想起嫩草青芽、山岚白露和晨光熹微。为了助兴，母亲还烤了两片义利白脱面包。
父亲连喝了两口，说：“很好喝！不仅新鲜，气味也是好的。我喝羊奶，还是生平第一遭，谢谢你。”
父亲的赞美，令储安平非常欣慰。母亲也说好喝。
在我看来，储安平的这个举动一如他在三十年前，从西湖装了一袋桃花，寄给徐志摩。实在是太有诗意了。
“你们这样爱喝，以后，我还会送来。”储安平像个牧羊少年，兴奋不已。
父亲忙摆手，道：“千万不要再送了。你能来这里，就好，比送什么都好。”
储安平问：“伯老，你家的客人少了，还能习惯吧。”
“客人不但少了，而且都是清一色。”说着，父亲用右手做了个戴帽动作。
储安平会意地点点头。
父亲突然笑了，说：“老储，你猜，现在和我往来最密切的人是谁？”
储安平闪动着那对灵活而有侠气的眼珠，说：“你的社交范围广，我不好猜。”
“是努生，你想得到吗？”
储安平大笑，摇着头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说：“过去，说章罗联盟是活天冤枉，现在是实事求是了。用叶笃义的话来说：‘自章伯钧因储安平的发言稿，向罗隆基道歉⑾后，如今两人是水乳交融般的亲密。’不过，我们谈起具体问题，还是联盟不起来。”
“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⑿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解放后，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旧警察局长，比我们现在的公安部长、局长的文化修养都要高。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罗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物。学习会上常点我的名，批判‘党天下。’”
父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子了。他两个都是中共党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高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子秘书长。他只要听中共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共产党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老毛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⒀。’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老毛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甏笄焯厣獾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