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先生曾写过一篇酷评《情欲在尖叫》，对美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作犀利的解剖，并以此为切入点评述物欲横流而精神萎缩的今日上海。而最近，在最适合情欲尖叫的“情人节”前夕，号称中国最洋气最西化的大上海，却在水泥堆砌的国际化叫卖中，尽显“叶公好龙”的内在虚弱：专门负责精神卫生的上海宣传部门下令堵住了“洋阴道”的“独白”，一部曾经在三十九个国家和上百座城市、上演了无数次的西方女权戏剧《阴道独白》，在尖叫着要国际化的上海被禁演。
上海的灯红酒绿和香风软语的迷醉被野蛮的扼喉所控制，磁悬浮的世界速度拼不过官僚们的僵化。
在共产中国抛弃了男人净身和女人裹脚的国粹之后，肉体解放的国人并没有真正摆脱被阉割的命运，而是代之以精神净身和自裹灵魂，男根残缺和女脚畸形的生理扭曲，直接转化为精神自戕所带来的灵魂癌症。“把一切献给党”、“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团结在某核心的周围”......
由于强权推行的这套精神卫生术，最适合想在险恶的官场谋权力、在厚黑的名利场谋利益的人们，那些急于向上爬的人，当然会争先恐后地自愿被阉被裹；那些性懦弱的人，也大都被逼无奈地自阉自裹。
上海是新闻最不自由的地方
中国大陆的新闻不自由，在世界上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排名中，总是与北韩等独裁国家为伴，位列新闻不自由的榜首。在中国大陆，同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而言，广东是媒体最开放的地区，而上海就是最封闭的地区，甚至在全国的范围内，上海也是新闻最不自由的地方。《亚洲时报》二月十三日报导说，上海媒体目前平均每七十二小时，就会收到市委宣传部的一张“宣传通知”。而“指导新闻业务”的电话更是一天好几个，以上海政治大事到市民生活，以至车祸死人、彩票开奖报导都有禁令。
不仅有损于上海形象的卖淫嫖娼赌博等不让报导，就是足以为经济繁荣添彩的喜庆事也要按统一口径报导。比如，上海各大城区都存在着卖淫嫖娼，许多地方的街头还有公开拉客的小姐，报社也接到过许多这类投诉或做过采访，但是这类新闻就是发不出去。因为领导说了：这类事报道出去，会影响上海的高大形象。而一个人中了五千万大奖这样的“好事”，宣传部也要发一通知，要求媒体不准自行采访，而要采用宣传部的“通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闻从业者说：“我们报社从二○○三○年九月中旬，到目前的一百四十多天中，一共收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门的‘宣传通知’七十九张，黄牌警告一次。扣掉双休日公共假日的五十多天，宣传部平均一日多一点，就会发一张内容多么‘这不让报导，那也不让报道’的‘通知’来。其实，‘这些不让报导的新闻，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广东等地区，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上海某电视台的一化名记者说：“我原来是南方某省的记者，没想到我到这里后，发现许多地方都是雷区。一些车祸若死亡人数超过三个的干脆是报不出来。”
陈良宇下令公务员必须称同志
上海在政治上的洁身自好，已经荒诞到“感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去年春天，我在上海停留了几天，正赶上该市第一净身刀手陈良宇书记颁布整顿吏治命令，其中有一项要求颇有返朴归真的味道：上海的所有公务员都要以“同志”相称，而既不能称官衔（如书记、市长、局长之类），更不能称“老板”（现在大陆官场很流行称上司为“老板”）。《新民晚报》的相关报导还说：上海市纪委专门负责对此项吏治新举措进行监察。
我很佩服这种整顿吏治的良苦用心及奇思妙想，只是担心成本太高或监察力量不足。如果认真落实，似乎需要出动大量监察员，蹲在所有上下级能够见面的场所，比如机关大楼的过道、会议室、饭厅、厕所、甚至每间办公室的门外和每位官员的屋檐下......刺探情报。当然，还要监听所有上下级之间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做不到天衣无缝，因为下级对上级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是挡不住的，大声叫官衔被禁止，还可以通过耳鬓厮磨或传纸条的方式来表达尊敬，而且越是对上级表敬意有风险，下级就越有可能显示出甘冒风险的忠诚。此外，表达敬意的秘密方式，还会平添一种情人式的亲切感。如此想来，陈良宇同志不仅要不顾中央精简机构的命令，大量增加上海市纪委的人力资源，还要在命令中补充一条：严禁下级对上级耳语或传纸条！
如果说，卫慧炫耀名牌内裤和迷恋洋人的尖叫，被上海的高雅之士们视为对具有道德洁癖的大上海的亵渎，还有几分正统“卫道士”的表情的话，那么，封杀严肃的女权戏剧和对媒体的扼喉式控制，就更像上海本身进行自阉的“净身”把戏，情人节的玫瑰只适于肉体放纵，而精神蚕室则要根除任何异己思想，只为了守住“三个代表”的处子之身。而在这精神卫生术的背后，是不容许外人染指的独裁权力。
老上海海纳百川，新上海精神死城
大上海之大，旧时表现为海纳百川的宽容，不仅是淘金者的冒险乐园，有大世界、黑社会、租借地、中国经济中心、亚洲金融中心......为证；也是各路民间反对派纵横的自由之都，有在政治上容纳各党派、在思想上海涵各种异见为证，就连反对国民政府的中共中央也能在黄浦江边指挥罢工与暗杀，中共要员和左倾文人也能躲进租界逃避政治迫害。即便在改革前期的赵紫阳时代，被毛泽东捣毁的旧上海的自由精神亦开始复苏，有名报《世界经济导报》为证。而在该报被江泽民查封之后，上海的新闻界再无自由之光的闪现。
现在，大上海之大，据官方称：上海的人均产值已经达到四千五百美元，开始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沪港之争也被炒的沸沸扬扬：长江大三角经济区的中心、东方明珠、亚洲第一高楼、世博会、磁悬浮、新世纪一条街......是上海崛起的标志；高收入，好环境，穿名牌，住豪宅、开轿车，还有高尚的休闲购物场所和浪漫的周末与假期......是上海媒体宣扬的中产生活；金钱的闪耀让物质动物两眼放光，一个个诱人的的发财泡沫，使上海人旧梦重温，也引来各路淘金者。
然而，与老上海在文化上思想上的独树一帜相比，老海派的自由和美感已经荡然无存，不要说鲁迅的尖锐、施蛰存的新颖和张爱玲的敏感早已不在，就连鸳鸯蝴蝶的缠绵、周璇的歌吟和阮玲玉的风采也消失殆尽，而只有余秋雨的文化口红和卫慧的肉体尖叫。现在的上海，没有任何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的大气大度，毛时代留下的极左遗毒至今浓厚，除了精心供奉一具植物人花瓶（巴金）之外，再无其他骄人的品牌。与广东、北京相比，上海无异于精神上的死城。
上海当局对人民严密控制
水泥森林升起的同时，灵魂却堕落为“瘪三”，西装笔挺的外表包裹着泼皮无赖的内核，中产情调的时尚装点着物欲的歌喉，就连某些知识份子的自我禁欲式表白，也要时刻恐惧于思想刀斧手的阉割。上海当局对人的控制一直到小区和里弄，甚至连饮食街和公众都要由市府规划；对知识界和媒体的控制更是无孔不入，专门扼杀追求言论自由的努力和民间维权的正气，就连在伊拉克事件上发表挺美言论的学人（如葛红兵和朱学勤等），也要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部门和学校领导层的压力；就连贾植芳这样的退休老人，也定期受到领导们的“关怀”。由此联想到，为弱势群体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被上海有关部门鉴定为“国家秘密”而送进黑牢，其妻蒋美丽被从北京绑架回上海并受到全天候监控。再往前，上海安全部门曾经非法扣留陆文禾带给六四难属的人道善款，还以没收陆文禾父亲家的房为证相要挟，似乎横行于旧上海的黑社会青洪帮重现外滩。
追求物质繁华的上海之大，大到满世界招商引资，大到要超过香港而成为亚洲第一商城；阉割灵魂的上海之小，小到满世界封杀异见，小到监控所有人的大脑。除了水泥和物欲之外，上海的精神通道之狭小如针眼，别说是大象穿不过去、就是蚂蚁也穿不过去。
帝制时期，在宦官制度之外，广招天下才俊的科举制度，承担了精神蚕室的作用；毛时代，绝对垄断的宣传和教育制度代替了科举，中宣部代替了监察院；现在，大上海也要与时俱进，跟上电子高科技的发展速度，为了使大上海的精神之小进入吉尼斯大全，建议上海市委广招IT高手，建立一间现代高科技水平的精神蚕室，不再用原始的刀斧阉割术，而加紧研制一套极微型“三个代表”程式，植入每个上海人的大脑，岂不是一劳永逸！
二○○四年二月二十日于北京家中
2004年3月开放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