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久新住在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出租房屋内，屋内并无什么家什，收音机和手机就是她所有的家用电器。
她告诉记者，她１９６６年生于辽宁省兴城市的一个农村家庭，１９８９年拿到了大连理工大学的学士学位。１９９２年，又在华南理工大学拿到了工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７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做资料翻译，２０００年年初进入律师行业。２００３年４月起做软件销售，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在一家媒体试用后被解聘。
记者曾电话联络该媒体的人事部，他们证实去年１１月确有此人在那里实习，后来因故被解聘了。
说起从去年１０月末来京发展，至今尚无合适职业的窘迫状况，郝久新表达了自己的彷徨。她认为，对一个３７岁的女人来说，年龄就是横亘在面前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老了，但是别人不会这么看，他们就认定我已经老了。本来以为自己在京城媒体的最初尝试将让我实现做记者的梦想，结果事实证明还是失败了。”
给亿万富翁写去求婚信郝久新拿出去年１１月１５日广州《羊城晚报》的报道给记者看。原来，这位曾经离婚的单身女人，还主动向素不相识的亿万富翁求过婚。去年，她找出一本黄页电话簿，上面有中国民营５００强企业的介绍。她按图索骥，一封一封地给企业家发出了求婚信，寄上自己的歌词集作为自荐信，坦言“如果你有配偶，请做我的读者，如果是独身，我愿意做你的妻子”，可回音并不多。
期望月薪万元以上北上漂泊的日子让郝久新备感艰辛，再找一份工作成了她的当务之急，“毕竟还要吃饭，还要付每月４００元的房租。”
郝久新的小屋内，最新出版的《美国民歌集》被大包小包地堆着，和随处可见的锅碗瓢盆争抢着空间，“这就是我新近翻译的民歌书籍，是我的成果，我的宝贝。”
郝久新在自己出版的每册书里都署名“小号”，象征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而她的个人经历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郝久新拿出箱子中见证自己求学之路的学位证书，再加上几本诗歌、民歌集子，呼啦啦地摆满了一床。
郝久新自称是“三高”女人 高身材、高学历、高年龄，“以我的条件做保姆，就是给孩子讲故事都比其他人要强很多。”所以，她认为能够请得起她做保姆的雇主一定不会是一般人。这样的人对每月开出三五千元的保姆费用不会觉得心疼，“其实，我的期望在万元以上。”
郝久新曾经试图将自己的求职帖子发到网易文化、中国别墅网等ＢＢＳ上，可是最终发现，她所寻找的雇主群很少上网。所以，她将自己的请求发到了媒体，“他们总会看报吧，现在就是我们雇佣双方在沟通上缺少中介，而媒体是最佳桥梁。”
做一辈子保姆也挺好当记者追问为什么会选择保姆行业时，她倒是表现得非常自然：“这就是妇女回归家庭的表现。这样的选择融合了主观和客观的综合因素，客观上，我的年龄是我重新就业的障碍；主观上我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我爱家务、爱孩子，保姆工作让我有地方住，闲暇时间还可以写我的诗歌，柔弱的我何乐而不为呢？”
这样的工作值不值月薪几千甚至上万呢？郝久新认为，自己的才能迟早会被雇主发掘，她甚至认为雇主会聘任她做兼职法律顾问，出席公司的谈判，甚至担任家庭翻译……可是当记者追问她，是否要以“保姆”职业为跳板时，郝久新断然否认：“即使做一辈子保姆也挺好啊。”
对于此举是否涉嫌“炒作”，郝久新不以为然，“找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很现实的事，我现在只想找一份保姆工作。”
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