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可悲的，但一个有了英雄而不被我们所发现所承认的时代就更为可悲了，可悲的倒不是英雄本身，可悲的却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个不幸的民族，一切至诚的心愿，一切无私的诉求，一切开了风气之先的努力，却统统不被看在眼中，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样有眼不识英雄或有意鄙薄他们呢？！别的不说，仅就他们的做人，就足够我们去学习一辈子的了！”
这可能是针对国内世俗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和感思。然而，“英雄”的问题，在民运范围内就解决得很好吗？没有。
目前的民运状态，正是“民运英雄”被“反民运力量”危害的一种表现和结果。
本来，“民运英雄”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来，不必论证，民运人有如何的卓著贡献，有多宝贵的经验理论，只要为自由民主事业坐过牢，在自由人们的心中，就是英雄。只不过大大小小的不同英雄而已。这就是人人心中的“一般伦理”。自然，也是“民运伦理”。
崇拜英雄，是“一般伦理”、“民运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专制势力懂得，民运的代表、领袖人物出自万千个民运英雄之中，民运的团结统一、力量凝聚出自万千个民运英雄之中，所以，“民运黑帮”首先否定“民运英雄”的存在，继而诋毁、漫骂“民运英雄”，还散布疑云说，“中国哪有民主主义者”？“民运都是文革造反派”等等。
可见，“民运英雄”与“民运凝聚”紧密相关。把“英雄”妖魔化了，也就将“民运凝聚”破坏了。
试看，20多年，历经4大民运圣火洗礼的今日之民运，不乏坐牢穿底的铮铮铁汉，不乏人权民主的先锋旗手，不乏学养深厚的精神财富，不乏运筹帷幄的策略战略，然而，一呼百应，具有实质号召力的民运主帅今安在！？没有，无法呈现，也难以呈现。
这个现实证实，极力阻止民运领袖的形成与确立，是“反民运战略”的中枢环节。
89年5月27日在合众社召集的记者会上，当有人问到我说，听说严家其已经失踪，可能逃亡，你打算怎么办时，我脱口而出，“不藏不跑”。6、4之后，我获得了可靠的流亡途径，但是，考虑再三，还是不走。因为，我知道，为89民运辩护的法庭需要我。就是说，在言行上，我是留守本土，有案可查的人。按说，我和所有“又藏又跑”的流亡者“冰炭不容”。
但是，我对方砺之先生一直怀有敬意。不仅是他作为“反叛共产党人”86学潮的精神领袖，为海内外所瞩目，而且，我们有过实际的交往。
一些朋友，无论出于个人思想，或是被人授意，在我面前，谴责流亡“逃跑”，都被我一一劝止。我的回答是，革命者流亡，是“国际现象、社会现象、历史现象”，不必批评，不应批评。流亡者开辟了海外民运，没什么不好，十分必要。
同时，在对待方砺之避难于美国使馆的行为上，我以李大钊1927年率领几十个国民党兼共产党人、避难于苏联公使馆仓库的史实，公开为方砺之辩护。力争他的形象，不受到损害。
然而，人们对方砺之的惋惜是有道理的，包括关心民运的外国人。因为，“避难”与“坐牢”的道德勇气、人格形象，不必说“天壤之别”，也应该说，差别很大。
可是，只要民运认识一致，正确对待方砺之的逃亡，其“反叛共产党人”代表的政治资源，是很难剥夺殆尽的。相反的情况是，“反民运力量”从中播风鼓浪，将方砺之的使馆逃亡丑化、妖魔化，很多人跟着跑。方砺之从此一蹶不振，也是事实。
当“建设民运文化”逐渐论证展示出中国民主进程的“主力先锋、本源动力、主角角色”是“社会民主派”而不是“中共改良派”的时候，方砺之对记者发表了“民主是没有英雄的时代”，昔日“党内改良派”陈一咨发表了“民主是没有权威的时代”的说法。（见当年大参考）
由此可知，当“反叛共产党人”“党内改良派”作为“英雄”的时候，他们决不会说“民主是没有英雄的时代”，“民主是没有权威的时代”。但是，当“主力先锋、本源动力、主角角色”的“社会民主派”真英雄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坐不住了。
准确地说，昔日“党内改良派”要说的真话是，“民运是没有英雄的”，“民运是没有权威的”。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关于上述“社会民主派”功能、机制、作用三要素的证明，是以重复的史实经验为基础的。不是“社会民主派”的自许。“社会民主派”对“反叛共产党人”含“党内改良派”的敬重，是以正直开明的“反叛人格”，以民运“政治同盟”的需求为基础的，不是以“党内改良派”有多大职位为根据的。
因为，依据史实，我们必须证明中国民运的“领导力量”和“团结凝聚”所在，是“社会民主派”的团队民运,还是“中共改良派”的“党内民主”！？
“中共改良派”只有抛弃“一党”理想，转变锻造为“民主变革派”的时候，才有领导民运的资本。
民运领导权是一种客观是非和存在，并非简单的主观意愿。
举例而言，98年6月，浙江组织民主党，经海内外“社会民主派”和“反叛共产党人”的共同全力营救，始得王有才出狱，监视居住，成果很大。
但是，局势并没有妨碍组党的继续伸展。此刻，“反叛共产党人”出于保护“社会民主派”青年的安全，出面“不同意”和反对组党，从此，“反叛共产党人”自然失去了对组党民运的领导能力。
尤其需要提出，有的“社会民主派”在国内发声明，反对组党。还有公开“声明”，劝阻组党的。这不仅背离了“社会民主派”“先锋主力、本原动力、主角角色”的功能、机制、作用的三属性，而且，表现了狭隘主义立场，为人所乘，客观上阻挠了民运的前进发展。
有人的行为是有背景的。比如，79年，“人权同盟”在发展的时候，有人出来，声明退出。退出就退出，在内部，大家知道，就足够了。发声明，就是造舆论，打击民运。后来一查，是当局许愿保证回城。
由此可知，“反叛共产党人”，“党内改良派”对民运的“领导”能力仅限于“救援”板块。公开支持组党的，王若望是一个。所以，98组党后期，有人提出王若望出任本土民主党的头子，是有一定道理的。
同时，这个提名，也显示出一些“社会民主派”对自身在整个民运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本体位置”即“主角角色”缺乏基本认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组织的头子就在“社会民主派”之内！幸好，王若望并非“党内改良派”。
对于民运的先锋作为，对于民运的后起之秀，不宜劝阻，也不应劝阻，更不应反对其行动。面对有献身预备的前仆后继，建功立业，即使是单打独斗，只有扬歌，没有反对。无论什么人，是劝止、反对无效的。反而，人家说你“垄断民运”，“许你做英雄，为什么不许我做英雄”？因此，诺大中国，不必发愁，民运后继无人。
当然，我们希望优先把民运队伍建设得相对“团结统一、权威凝聚”，能够打大仗，打真仗，打久仗。
要公开反对民运的什么事务呢？要反对危害民运，反对民运的腐败，反对民运的丑恶。民运的种种先锋英雄作为，何以能反对呢！
国父之号的华盛顿之于北美独立战争，林肯总统解救黑奴再造美国国基，华盛顿、克伦威尔、彼德大帝、戴高乐、邱吉尔、孙逸仙、凯摩尔，哪个没有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的历史功绩！哪个不是百年传诵的英雄！愈是初创民主愈是造就英雄，中外盖莫能外。
“民主是没有英雄的时代”，是耶非耶？！
代议制民主解散议会，重组内阁，行使否决，再自由民主的国家，哪里没有总统首相的权威！开创时期的民主运动和民运政党难道不需要有足以抵抗专制力量的领袖权威吗？
“民主是没有权威的时代”，是耶非耶？！
门第名望，资历出身，勿论君主立宪的英国，现代化欧州，或是最不讲究资历出身门第名望的青年美国，前总统肯尼狄独子，一介中产阶级驾机遇难，惊动朝野，国军寻救，媒体沸扬，连篇累牍。当今中国的李纳、李敏、毛远新亦望尘莫及。此非名门望族，何也？！
又说“民主不需要名人”，是耶非耶？！
美国的家族政治，英国的世袭议员，亚洲的父子交班母女相传，既是封建贵族制的不同遗传，又是民主制的不同变异，中国民主制也不会纯而又纯。
“同盟会”、国民党的集权主义既与军阀盘踞、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相关，又是民主初创时期的政治统一之需，绝非中山大脑的臆想。
国共两党深谙无领袖、无思想、无足以凝聚、无足以成事之理，何以中国民运可以无好汉、无权威、无领袖，散沙一盘撕杀争斗为人所嫁！！
当代民运没有因为公认孙中山是“民主之父”而消解了民运的“内争”之祸。相反，在孙中山“民主之父”的旗号下，演出了多少“楚汉相争”“三藩之乱”！
并非天下安危系于几人，而是民运成败定于统一，民运前途有赖团结遏止分离。当代民运自有它的汇聚之所，血肉之躯。
民主大业东西阻隔，山高水长，更需要一切“民运英雄”维护团结，珍视凝聚的自觉与道德慎独。
当坐牢的“社会民主派”敬重不坐牢的“反叛共产党人”时，“反叛共产党人”是不是应该以同等的敬重回报对方呢！？“社会民主派”和“反叛共产党人”如果不互相敬重，不但自由民主无望，双方的理想都难以实现。
“反叛共产党人”“党内改良派”的功能、机制、作用三要素是民运的后卫保护、人道救援、学问经验长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