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4-05-03 01:31:00作者：
人们的社会地位是指相对地位：一方面是相对社会其它阶层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是相对自己过去的地位进行比较。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经历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结构调整。1995－2000年仅国有 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减少了4800万人，同时社会各阶层的相对收入水平急剧变动。改革与开放并不是‘人人都是赢家’，尽管产生出了一大批受益者，但也制造了人数规模较大的利益受损者。
我们用三项指标衡量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即是否下岗失业、收入水平和收入变动情况。下岗失业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在岗就业的人来说，收入水平则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如果说前几年还存在过‘脑体倒挂’现象的话，现在中国社会已变成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准等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已充分反映到其收入水平上。‘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下降？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上升？
下岗职工是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人群，而在岗人员收入水平增加的比例较高。下岗职工是城镇人口中的主要‘输家’。1999年，在调查的城市里，有38.5% 的居民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而在下岗失业工人中，收入下降的比重却高达72.4% ，比平均数高出34个百分点。同年收入有所增加的居民占被调查对象的16.9% 。但在下岗失业工人中，这一比例不到5%。2000年被调查城市的情况总的来说要好一些。下岗失业工人仍然是严重的利益受损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比在岗人员要高出一倍，分别为42.7% 和21.3% ；而下岗失业工人收入增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只有4.9%，在岗人员要高出近4 倍，为19.1%(表6)。作者从当年一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了解到，大部分人已经下岗或提前退养，他们讲‘毛泽东让我们下乡务农，邓小平让我们回城务工，江泽民让我们下岗失业’。这反映了1500－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心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大多数又失去了就业劳动的机会，‘上有老，下有小’，当他们加入退休大军时，成为低收入人群或社会边缘化人群，显然让他们一生中多次承担政治决策失误和社会改革成本是不公平的。
下岗失业人员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低收入群体还包括很多在岗就业的人。如果把城市居民按收入分成以下八档，一种相关关系便凸现出来：即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 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但这样的低收入群体中，有61% 的人在1999年收入下降，有38% 的人在2000年收入下降。反观年收入在20000 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他群体。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 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 ％，人数达到1850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 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196 元。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户的10％（包括了最低收入困难户），人数达到359 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 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223 元。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 9.7%和9.3%（表8 ）。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 年的增长趋势，5 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 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 个百分点。
我们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 ％，月人均收入为200 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 ％，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 元（2000年为58元）。这还不包括大量在岗职工和民工拖欠工资和报酬（约有1400－1500万人），大量退休离休人员拖欠养老金。
以上微观抽样调查与宏观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最令人担忧的是连最高领导人也在否认中国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活生生的现实。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我们用三项指标衡量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即是否下岗失业、收入水平和收入变动情况。下岗失业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对在岗就业的人来说，收入水平则是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主要指标。如果说前几年还存在过‘脑体倒挂’现象的话，现在中国社会已变成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相似的准等级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已充分反映到其收入水平上。‘脑体倒挂’现象已经基本不复存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下降？哪些人的收入水平最可能上升？
下岗职工是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人群，而在岗人员收入水平增加的比例较高。下岗职工是城镇人口中的主要‘输家’。1999年，在调查的城市里，有38.5% 的居民收入比上年有所下降。而在下岗失业工人中，收入下降的比重却高达72.4% ，比平均数高出34个百分点。同年收入有所增加的居民占被调查对象的16.9% 。但在下岗失业工人中，这一比例不到5%。2000年被调查城市的情况总的来说要好一些。下岗失业工人仍然是严重的利益受损者，他们的收入水平下降的比重比在岗人员要高出一倍，分别为42.7% 和21.3% ；而下岗失业工人收入增加的比例则微乎其微，只有4.9%，在岗人员要高出近4 倍，为19.1%(表6)。作者从当年一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了解到，大部分人已经下岗或提前退养，他们讲‘毛泽东让我们下乡务农，邓小平让我们回城务工，江泽民让我们下岗失业’。这反映了1500－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心态，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现在他们的大多数又失去了就业劳动的机会，‘上有老，下有小’，当他们加入退休大军时，成为低收入人群或社会边缘化人群，显然让他们一生中多次承担政治决策失误和社会改革成本是不公平的。
下岗失业人员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低收入群体还包括很多在岗就业的人。如果把城市居民按收入分成以下八档，一种相关关系便凸现出来：即在过去两年里，收入水平越低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继续下降，收入水平越高的群体收入变动的方向越可能上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低于300 元。在有些城市，这样的收入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但这样的低收入群体中，有61% 的人在1999年收入下降，有38% 的人在2000年收入下降。反观年收入在20000 元以上的群体，他们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几乎高于任何其他群体。
中国的官方数据表明，过去4 年中国城镇居民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他们之间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相对差距愈拉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最低收入困难户占城镇居民户的5 ％，人数达到1850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187 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2290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196 元。最低收入户占城镇居民户的10％（包括了最低收入困难户），人数达到359 万人，1996年人均月收入204 元；到2000年，，人数达到4584万人，他们的人均月收入223 元。在1996－2000年期间，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1.2%和1.6%，而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增长率分别为 9.7%和9.3%（表8 ）。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由1996年的4.12倍和2.98倍迅速扩大为2000年的5.70倍和3.99倍。若按照过去4 年的增长趋势，5 年后，他们之间人均收入和人均支出的相对差距分别扩大为8.53倍和5.74倍。我们发现，收入水平愈低，就业面愈低，下岗失业比例愈高；反之，收入水平愈高，就业面愈高，下岗失业比例愈低。城镇最低收入困难户平均每户就业面最低，只有42.81%,比全国城镇平均数（53.60%）低10.79 个百分点，比最高收入户水平（60.04%）低17.23 个百分点。
我们估计，2001年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难户人口）的上限为230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5 ％，月人均收入为200 元左右；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的下限为1400万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员1230万人），约占城镇人口的3 ％，月人均低保资金不足100 元（2000年为58元）。这还不包括大量在岗职工和民工拖欠工资和报酬（约有1400－1500万人），大量退休离休人员拖欠养老金。
以上微观抽样调查与宏观统计数据都表明，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国家，如同‘马太效应’。最令人担忧的是连最高领导人也在否认中国已经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活生生的现实。长此下去，中国将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和政治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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