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对蒋彦永家“严防死守”
二○○四年春天，我多次与蒋彦永医生会面。他家住在一个军队大院内，前去探访不太容易。在他所写的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传播开来之后，中共高层颇为恼怒，虽不敢明目张胆的迫害之，却采取种种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原来大院的门卫是普通士兵，近期却换上了一名中校级的军官率领若干士兵“严防死守”，对去蒋医生家的来客严加盘问、登记造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会面多选择在某医院附近。一般都是蒋医生到某医院参加会诊的时候，抽间隙时间出来与我匆匆交谈一会儿。有一次，为了避免中共耳目的监控，蒋医生没有向院方要车，而是自己乘坐一辆出租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来到我的家中。在几次谈话中，蒋医生反覆鼓励我坚持说真话，努力做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并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忘却天安门惨案，不要放弃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
为“六四”正名震撼中共高层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蒋彦永就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但当时他的名声还仅仅限于专业领域，尚且“人微言轻”，加之互联网还不发达，中共对此信息进行严密的封锁，因此那封信件没有在公共领域引发广泛的关注和震撼。
而在今年三月，蒋彦永再次为了一封为“六．四”正名的信件，这封信立即成为海内外争相传诵的正义檄文。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蒋彦永在去年萨斯肆虐期间站出来揭穿中共谎言，被《时代周刊》誉为“一位医生的一句真话拯救了一个国家”，也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成为这个本已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最受尊重的英雄，也成为这个道德沦丧的国度里最具道义力量的良心。蒋医生对我说：“我在萨斯事件中积累了巨大的资源，我要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必须要为那些天安门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说几句话，做一点事。”在去年年底我们的第一次会儿中，他就明确的作出了这样的表白。因此，以蒋彦永今天的身份来谈论“六．四”，颇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效应。
其次，这封信件在互联网上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二○○四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网络大国，上网人数达到了八千万以上。蒋彦永的信件是如何流传到网络上的，尚不得而知，但蒋本人非常看重网络的力量。在萨斯事件中，他就深切感受到了网络已经成为“自由的先声”；而这封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也正是通过网络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传播。目前，中共依然对传统媒体实行严密的控制，当年最早报道萨斯信息的《南方都市报》就遭到了疯狂的报复，多名重要领导人被以经济罪名判处重刑：今年以来，在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出版物等）上根本看不到与这封信件以及“六．四”事件有关的任何信息，但这封信却在各个阶层的中国民众中广泛流传，这不能不说是网络的功劳。中共投入钜资企图实现对网络的有效控制，但网络的本质乃是信息的自由传播，中共以农业文明的思路对待网络文明，显然只能是刻舟求剑而无法奏效。
第三，这封信件通过李锐真正送达中共最高层手中。蒋医生告诉我，原中组部副部长，中共党内开明派元老李锐，通过中组部的渠道将这封信送抵中共最高层。这封信件的题头明确指出是写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借助李锐的力量，它至少是送达了以上大部分入手中。另外，蒋医生还通过自己的渠道把这封信件送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吴仪在萨斯之后兼任卫生部部长，主管卫生工作。当然，不出大家所料，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信作出任何回应，但他们都无法继续实行“驼鸟政策”，否认这封信的存在，也无法摆脱这封信所激起的强大波澜对他们的猛烈冲击。在今年人大的闭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不得不面对美联社记者的追问。即使温的回答了无新意、根本不敢对“六．四”说一句表示同情的言语，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再一次让中共意识到：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被正义的法庭审判的命运。
铮铮铁骨，权贵折腰
蒋彦永医生的信件发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共军方立即派出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以及解放军总医院的领导“登门拜访”，客客气气的与蒋医生“谈心”。蒋医生向我讲述了这次有趣的谈话。他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退休医生，却以嶙峋的风骨让那些肩上被满将星的高级将领们为之折腰。
这几名高官显贵在寒暄之后便询问起信件的内容来，他们用一种迂回的口吻询问说，信件中所提及的若干信息是如何获得的。蒋医生正色答曰：“我信件中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最多是有措辞的不准确。比如，我写到的‘开花弹’，在武器专家那里也许有更加准确的专业术语，但这并不足以推翻我观察到的真相。在我动手术的若干伤者中，就有子弹进入的伤口小、出去的伤口大的例子；也有子弹打入身体后，体内留下数十个子弹碎片的例子。从我们医生的角度可以称之为‘开花弹’。”他义正词严的说。当时许多医生都发现了这一事实。后来他到铁道医院：协和医院等医院会诊一些疑难病例的时候，这些医院的多名医生都表示有无数的证据证明这一铁的事实。
这几名高级将领无法否认蒋的说法，便继缤追问他与杨尚昆的谈话有没有第三者可以证实。为了回应蒋的信件，官方早已动员杨家的亲属站出来“辟谣”对此，蒋彦永回答说：“当时只有我和杨尚昆两人谈话，没有任何旁人。杨已去世，但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次谈话的真实性。”对方赶紧询问说：“您有什么证据呢？”蒋回答说：“现在我不必给你们看，到时候我自然会拿出来。”
义正辞严，斥江泽民违反宪法
谈话进行不久，蒋彦永逐渐将主动权转移到自己的手中，把对方变成了被询问者。蒋对他们说：“今天你们来看我，正好我要以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军人的身份，向你们反映我对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一些意见。”对方立即紧张起来，但蒋继续侃侃而谈：我看了“两会”的电视报道，江泽民为什么要走在第一个投票？他既不是国家主席，也不是党的总书记，他这样做完全不遵守基本的规则，这是在赤裸裸的炫耀他的权力。我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和普通军人，看到这样明目张继的违反宪法、违反党章的场景，感到非常愤怒。江泽民先生也是一名党员和军人，讲你们向他转达我个人对他的批评意见。
对方沉吟了半天，才勉强解释说：“这是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代领导集体对江泽民同志表示尊重，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尊敬老人的传统美德。”
蒋彦永立即反问道：“既然是这样，下午的电视报道中江泽民走到前面，但在晚上的新闻中为什么又把这一段给删掉了？为什么不让人民知道胡温尊老爱幼的美德呢？”
几名在官场上呼风唤雨，在下级面前作威作福的高级将领，无法回答蒋彦永如此直接和尖锐的问题，估计从来没有哪个“部下”敢于以这样的口吻同他们说话。解放军总医院的一个领导技术平庸却官运亨通，在蒋彦永已经是医院中倍受尊敬的名医的时候，他还只是一名普通的行政干部，他哪里敢在德高望重的蒋医生面前摆官架子？而总政、总后的负责人也不敢冒犯这位七旬老者的凛然正气，只好哼哼哈哈的敷衍过去。他们哪里敢向垂帘听政的江泽民“转达”蒋医生的质问和谴责呢？
秉承燕京校训，说真话不怕坐牢
在四月二日燕京大学校友会的间隙里，蒋医生抽空出来与我交谈了半个多小时。谈起在燕京和协和的经历来，老人充满感情的说：“我一九四九年入燕京大学医预系，一九五二年入协和医学院，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工作。担任医生的工作至今已四十二年。我深感燕京的三年和协和的五年严格的教育，对我终身影响最深。燕京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牢记我心中。”多年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里把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妖魔化为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殊不知正是这些教会学校培养出了当代中国若干学识渊博、人品高洁的优秀知识分子。当代自由主义的旗手李慎之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而从数百万医生中脱颖而出坚持说真话的蒋彦永先生也是毕业于燕京大学。这绝非巧合。蒋医生告诉我说：“五十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作为燕京人，要按校训去做人。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在当代中国，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蒋医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都已经七十岁了，还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在‘文革’中曾经被打得头破血流，可以说是死里逃生。再说我是‘蒋彦永’，他们要动我也得掂量掂量。他们要是把我关起来，总不能一直关下去吧？总要开庭审判吧？他们怎么审判我呢？给我安一个什么罪名呢？我懂法律，我要利用法庭传播我的观点。还有，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如果真的遇到那样的情况，这位‘中国第一大律师’也会自告奋勇给我当辩护律师。”
蒋医生的这段话让我非常感动，这才是充沛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浩然正气。我们的民族丧失这种浩然正气已经很久很久了。数千年皇权文化的侵蚀，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对流氓文化的张扬，以及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金钱与权利对社会伦理底线的摧毁，使得“说真话”这一正常社会的正常生活准则，在中国却成为遥不可及的“道德高线”部分知识分子对“说真话”的呼吁，居然被攻击为“泛道德主义”。道德、良知、真话、信任，成了被尽情嘲讽的名词；而权谋、欺骗、残忍、狡诈，却成了竞争与生存不可缺少的法宝。蒋医生逆流而上，不以个人名利为旨归，不以个人安危为要务，在常人最不敢触及的“六，四”话题上发出了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强音。
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
蒋医生与老中青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及官方“锁定”的若干“政治异见分子”保持着密切的接触，李锐、丁子霖、章诒和、刘晓波、胡佳以及我本人都是他的“道义之交”。前政治局秘书、中央委员鲍彤因“六．四”屠杀而彻底觉悟，成为中共独裁体制的坚定的批判者。蒋彦永和鲍彤是中学同学，在鲍彤形出狱之后，蒋彦永利用自己在卫生系统的关系，帮助鲍彤看病、检查身体。在世态炎凉的今天，这种温馨的友情的背后，彰显出了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在蒋彦永的医疗生涯里，每一个病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无论他是贵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还是一名普通士兵。从关心每一个普通病人到为天安门母亲呼吁，蒋医生真正履行了“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燕京校训。我想，中国未来的希望，不在于突然之间出现一个“中国的摩西”或“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在于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像蒋彦永一样说真话、像蒋彦永一样生活。与其被救，不如自救。这才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罪孽深重的民族的真正救赎之路和重生之路。
2004年5月争鸣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