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文中对“次法西斯”合理（即生命力）之所在的表述，在下完全赞同。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余先生能够在中国大陆知识界一片告别革命的犬儒氛围中，发出了以革命逼中共交出权力的呼吁，实属独具慧眼，难能可贵。
但在下以为，余先生高估了中共次法西斯的生命力，理由如下：
一，当今中共国虽然有着世界上登峰造极的专制镇压系统，却已完全没有意识形态凝聚力（余先生也说道，如今中共的意识形态是空洞的，仅有“符号意义”）。这正是中共次法西斯与法西斯的最大区别，也正因为意识形态的丧失，如今的中共已成为一具没有生命，没有前途，见不得半点阳光的吸血僵尸。
如今的中共，虽然一再煽动民族主义，精心把自己打扮成民族利益的维护者，却因为其真正目的是转移视线，维护其一党专制到底，因而在民族问题上一再暴露其言行不一，色厉内荏等虚情假意特征，进而导致愤青队伍已经出现分化，并且越来越出现分化瓦解。这当中，愤青之“愤”虽不会改变，但这把愤怒之火，已并不见得对中共有利，弄不好还会烧到中共身上。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导致中共“民族利益捍卫者”的光辉形象严重受损（虽然1999年，中共没有应广大愤青要求对美国动武报复是明智行为），为什么会严重受损？这是中共自己在整个九十年代虚情假意煽动民族主义造的孽。一再受骗上当之后，如今，除了少数心理不正常的人，即使在愤青当中，也没有人在无利可图时会死抱中共的大腿。
因为没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中共国的专制系统的运转和维护，全部要靠利益驱动。也就是说，一旦无利可图时，专制机器即运转不灵，而一旦利益崩溃。则专制机器必将解体！
要有利可图，经济必须繁荣发展。中共国创造的垂而不死的十五年“奇迹”，正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在下在《自由是第一生产力》中说过，发展经济是中共“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因此，无怪乎十多年来，中共如此大力指挥盲目高速发展，哪怕毁灭生态环境也在所不惜！
但是，企图经济长盛不衰，只是中共的一相情愿而已，因为事实说明，世界上再先进发达的国家，也难保正经济长盛不衰，更何况中共国的专制落后体制，在发展经济上有着种种不可修正的弊端，与市场经济有着种种不相容的冲突（如今已经产生并日益恶化的金融大黑洞，恶性盲目投资，通货膨胀越来越说明这些弊端），可见，中共国的经济不衰论是痴人说梦。
经济盛衰是有周期性的，是确定的，所以中共的灭亡是有具体时间表的，是确定的。就中共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在下敢说，不用到2010年，中共将遭遇垮台性危机。
二，余先生忽略了外部因素对中共次法西斯的巨大挑战。因为中共已无数次公开发下了武力亡台的毒誓，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及其基本“尊严”，中共已不可能收回成命，否则，不仅会遭到全国的广大爱国者彻底唾弃，而且其纸老虎虚弱性暴露无遗，在全世界无地自容，更会导致高层剧烈分化，内讧，甚至军队倒戈。而现在来看，陈水扁必将在2006年前后，领导台湾进入“台独”实施阶段，所以台海战争必不可免。而中共武力攻台肯定会引起美国势力的介入，中共则没有胜算的把握，战争将变为持久战。由于中共国的经济对外依赖巨大，而一旦战争爆发，中共国将受到几乎全世界的制裁，唯一的依靠俄罗斯，实际上又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卖中共的“战略伙伴”（1999年在解决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就被俄罗斯结结实实地出卖了一次，颜面尽失）。所以台海战争的爆发，必将把中共国的经济推向崩溃的境地，而台美一旦获胜，将肯定导致中共国的土崩瓦解（当然，如果中共发疯，动用核武，将出现亿万人民为其殉葬的极其悲惨的情形）。
总之，中共即使在台海战火中捡得一条命，也必将在经济崩溃中覆灭（为了完全避免核战的大悲惨的一幕，在下实在想参加革命，立即推翻中共统治，可悲的是，中共是一切专制势力的集大成者，其专制严密得体制外的人在国内没有任何造反的空间）。
经济危机和战争，至少有这两大必然因素，使中共“次法西斯”不久于人世。“次法西斯”虽然比正牌法西斯狡猾得多，但也虚弱得多，同样是“纸老虎”。
──曾节明 2004年5月15日星期六
附： 《 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癸未岁末的断想》（作者：余世存）原文：
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 －－癸未岁末的断想
余世存
一 必也正名乎？
对当代中国进行命名是一件困难而冒险的事。但如同中共的发家史和执政史已经成就为一部精彩绝伦、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一样，当代中国的魅力，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饱学有识之士们涉险犯难在所不惜，那种不仅来自智力的挑战是值得的。这样导致对中国问题的众说纷纭，千差万别，甚至绝然对立。
的确，东方世界再没有比中国更成其为谜了，日本早已入欧，印度以其政治制度架构标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民主国家，东盟地区也多少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尽管这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有大陆中国，在内政的基本观念、外交的基本原则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这个文明古国在数千年间充当过东方世界的发动机，如今它倔强地保持另类、个色，它不合群，那么人们该怎么谈论它，怎么称呼它，怎么指望它呢？
只有那些天真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以为中国正在步苏东国家的后尘。他们说，中国将是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第三波”之后最有影响的一波，中国是正在从共产主义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国家。中国迟早都是，而且正在是，会变好的孩子，中国会是一个好孩子。
只有那些无思的人或不作为的人才会以为中国只是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个案。他们说，中国曾经是极权主义，现在正经历哈威尔们论述过的后极权主义，它曾是神权主义，如今它祛魅弑神，成为原子个人主义，它是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寡头主义、勃涅日列夫时代，等等，等等，所有人们想到的概念名词都提供给它。顺理成章地，借助于概念及其理性的历史或逻辑展开，一个告别专制时代的中国经验正在现实地展开。于是，不仅企业家们，知识分子们，青年学生们，就是城里人先得到保障实现“小康”的四五亿市民也作“壁上观”，等着这一历史逻辑使中国现实地进展到自由和民主的时代。
只有那些狂妄的人、势利的人或不知所云的人才会标榜中国的特殊性。他们说，中国是有自己国情的，中国是有自己文化的。他们巫师般地说，中国本身就有意义，中国有其自性。他们阿Q般地说，中国向来如此。中国不会照搬西方，任何革命都是中国的灾难，自由民主的观念可以标榜，自由民主的制度却不能落实，那种制度实践只会“水土不服”。中国目前有一个历史地决定了名器的牧者 中共，中共已是传统，这个传统是需要“保守”的。中国只有在中共统治下或主导下才能获得生存，才有希望发展。中国的文明传统也只有在中共的手中才能推陈出新。只有中共主导下的变革才可能是有效的，任何非中共的因素或试图挑战推翻中共的努力都会把中国引向崩溃的边缘，并使民众沦入破产贫困的境地。他们乐观地预言，中国将会在中共手中崛起；他们矫情地惊呼，中国已是奇迹，中国还会有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将在可见的将来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
大国。
这些状况无疑增加了认识中国的难度。
事实上，对中国认识的争论数百年来即已开始了。一个世纪以来，列宁、罗素、杜威、费正清、李约瑟、尼克松等人都提供过答案。这些答案千差万别。李约瑟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梳理工作很让中国人感激，费正清则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低，他以为中国文明的独特已经特殊到它不适于工业化，即中国文明无能像先发国家或它的东亚邻居一样成就出现代化，中国无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今天，“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说辞同样令人无所适从，中国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国曾经有过极权政治，但是如此仅仅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阶段是不够的。我本人曾从民族个体成员的心智和外在权利角度认定这是一个类人孩国家，一个专制政党及其延续文明、历史传统的专制生活，看管着、照顾着、哄骗着、绑架着十三亿孩子。但这也不足以说明我们民族社会的当下关系、结构或制度，那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奴才、官和民、精英和百姓的传统解释则流于传统的简单，他们都属于文明眼里的类人孩，他们甘愿或被迫于文明的某一进化阶梯上止步不前的时候，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反思力量
，是向外（如宋儒们做的工夫）还是向内（如王阳明们做的工夫）才能使他们有告别孩童般的生活而成人的勇气和意志，才能这个民族摆脱传统的上下二元结构和治乱循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实践力量，是由内力（如台湾地区、韩国或苏东的革命那样）还是由外力（如二战后的日本或今天的伊拉克所遭遇的）才能使中国进步到持续不断变迁的文明行列？无论如何，这都涉及到对中国的认识。那些不顾现实而从历史中推导出民族未来的做法是空洞而有害的，只有对现实的力量演进进行认知才可能把握历史的轨迹，那么，对中国的认知怎样才能称得上有效？
由于文明惰性带来的进化艰难，由于改革开放，其经济行贿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策略，由于文明认同问题的同时性提出，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因素既非取自西方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抵抗专制运动，也非源自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抗恶抗暴运动，（这两个方面倒是中国后极权主义时代（1976－－1989）最有光彩的要素）。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因素是个人小康化的逐利奔跑奇观，是利益集团的社会结构化，当代中国最有动员效能的因素是社会秩序稳定下的威权镇制气氛，这正是我要来谈论的事实：中国次法西斯时代的成人困境，因为我知道，这个时代的沦落和灾难是令人发指的，如果我们的心智已经不成其为人，那么这个神人共愤的社会已经为神人弃置。
二 次法西斯时代的政治统治
对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人们的认知多是一致的。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等等是人们对这一阶段的专制政治的说法儿。这之后的历史现实，虽然仍是专制政治，但改革开放的官方说辞遮蔽了足够的内容，也给人们的幻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那就是，比照苏东政治革命的经验，人们都以为中国经过后极权主义的过渡转型，将会进入一个民主自由的新时代。在先进的中国人看来，官方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后极权主义的遮羞布。出于策略，他们也愿意认可官方的说法儿，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以此促动中共政权的演变。
这种无意独立思想的特征使得中共成功地“暗渡陈仓”。当部分天真的仁人志士终于恍然仍须重走苏东革命的道路，探讨是否到了寻找中国版本的七七宪章共识的时候，当下的中共政权早已与自己的第一代第二代渐行渐远。的确，中共今天早已不再是后极权主义政治了，这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生前作难的地方，他发现中国政治与哈威尔描述的后极权主义有隔膜之处，李先生无以名之，只能仍以为中国处在极权主义后期这样的认识来区别于哈威尔的创获。
事实上，中国早已不在极权主义后期的阴影里，如果需要精准地表述，也许华国锋主政的时代算得上极权主义的后期，邓小平开创的，其实就是中国版本的后极权主义时代。邓小平借改革开放的功利主义号召抢占先机、制高点，多少化解了中共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不争论”，使得一切思想和现实社会的革命力量少能置喙，少有同盟，无从成就起凝聚社会道义资源并与邓小平及其中共政权分庭抗礼的人格形式和组织默契，从而与苏东后极权时代的政治博弈力量拉开了距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国有不少持不同政见或意见的“异议人士”，却少有民间意见领袖或持自己政见的精英分子，就是说，在苏东社会专制与反专制力量围绕政治展开攻坚决战时，中国反专制的力量是极为分散，不成气候的。因此，即使到了危机加剧的1989年，胡耀邦的去逝标志着极权政治中理想主义要素的丧失，“国外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邓小平先生语）交相作用时，邓小平不得不公开撕破其面具，露出反动残忍而狰狞的真相，使中共成功地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
中共的成功使得后极权主义的帷幕落下了。江泽民先生一度笨得想重启这一帷幕，给人民一次结盟革命的机会。邓小平南巡，号召权抢钱私有化，使得中共打左灯朝右转，中共从极权政治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保守权力的机会主义政党，为了它的万年执政，一切“可以，可以，都可以”（秦晖先生对此语有精彩的阐述），迅速地把国民财富部门化、个人化、结构化。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机会，在这些机会面前，国际社会的人权标准、国外的民运力量、国内的自由呼声虽然浮出水面，却越来越边缘化，难以刺激或动员中国社会，难以成为一个至高的信念迫使中国社会反思、校正自己的发展轨道，并即时有效地表达其正义或文明理性。到中共标榜钱买权民主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先于制度定型，所谓的改革，或良知正直之士们理想的制度建设，不过是这结构丛林中活的潜规则的调适。
后极权时代无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1989年后开始反思。就是说，曾少有表达观念的中国知识界开始引进观念，制造观念，推销观念。无论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还是方法热，都潜隐着知识界对西方价值观念导入的作
用，并以此来协同中国社会的进化发展方向。这种“观念先导，协同进化
”（李朝晖先生语）的现象正是落后民族先进分子们的政治话语，是他们
引导民族前行的政治力量。六四民主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暂
时失去了民众，民族的先进分子们不仅未能集聚自身的社会道义力量，反
而“躲避崇高”，跳进民众的大海里，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的“精英”人士
；知识分子们不仅不再提供价值，提出政治诉求，反而开始表达概念名词
，摇身一变为学者或大师。他们说，他们对比八十年代已经“悟今是而昨
非”，他们更加成熟，因为“学问突显，思想淡出”，跟城邦人的意见生
活不同，他们过的乃是反思一类的观念生活。
他们首先把反思的对象界定在人类历史的革命事件上，“告别革命”
是他们的成果，一切中国的灾难多少与“革命”有关，坚定地把革命抛进
历史的垃圾堆，以此来观察并解答中国当下现代化的难题；对中国革命的
总结，对袁世凯、孙文、蒋介石、毛泽东等民族革命遗产的总结，他们想
当然地设想，如果中共不革国民政府的命，中国的命运可能还好一些，因
为事实上中共的统治不如国民政府的统治。如果孙文不革袁世凯的命，中
国的命运还可能好一些，因为事实上中国当时已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如果孙文不革满清政府的命，中国的命运可能更好，因为当时清帝国已
经准备立宪。等等。所以，革命是罪恶的渊薮。其次，与国际学术接轨，
使得他们轻易地接受了近乎同步的西方学术成果，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论
断，成本、演进、自由秩序原理等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自由主义成了一种
极佳的纸上谈兵工具，他们的概念操练想当然地以为专制可以和平地转型
为民主，他们并不循名责实，而是因名称义，因名称信，名教自由主义者
们像阿Q一样对灾难的中国专制政治获得了幻觉或精神上的胜利。再次，新
左派们对现实的专制避而不谈，专注于对市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
，从而给专制留下了存在的合理性，留下了活动的广阔天地。最后，知识
界机会主义地与国际社会交往，民族认同问题成为一个真真假假的社会命
题，为官学利用的民族主义成为1989年以后最有社会影响的思潮。
因此，后极权时代过后的中国并没有进入反专制的最后决战阶段，如
六四民运人士乐观预言过的，反而进入了一个急剧右转、相对稳定的时代
。中国的政治统治者们眼看着被统治者们过日子，熙熙攘攘于名利场，甚
至看见他们之间经常扭作一团，清理门户，纯洁队伍，因名利不共戴天，
而前来求助统治者这唯一的可能也是仁慈而有效的权威。中共变成了中国
社会有求于它实施统治的利益集团，无论它怎样贪婪，无论它怎样施虐，
无论它怎样伪善或懑憨，这个被绑架的社会已经不愿意离开它，或者自以
为理性地觉得不能离开它。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有别于极左专
制的极权主义、集权主义等抽象过的政治定义，如以感性经验概括，这个
时代同极右专制的法西斯主义类似，而在精神气魄、社会动员能力、对外
输出等方面不如远甚，称之为次法西斯时代也许最为精准。反抗专制不再
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乡愿、犬儒反而成为这个时代还有活力或“思想”意
志能力之群体的整体特征。
三 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特征
与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特征不同，后极权时代的理论基础，无论官学
还是民间之学，仍贯注着理想主义，那里有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有理性与
情感的完美表达。就是说，后极权时代的理论家们有一种即时兑现正义的
肝胆，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峻急，有一种对生存秩序良知边界的朴素理性。
因此，在苏东，先进的人们以讲真话、公开化、透明性来颠覆专制政治；
在中国，真理标准大讨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等事件中，都可以见出这
种理想的光辉。即使邓小平先生的猫摸二论，也有着诉诸经验直观的朴素
真理。即使邓小平先生的改革方略或中特理论，也有着跟僵化的专制政治
秩序告别的革命性冲动。
但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不同，这一时期的理论总体上是抛弃理想的。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理性精神到理性主义，大体上是以对人性的情
感和文明理性的背叛，而直接诉诸人的意志欲望。这种世俗经验的至高明
认，就是理论家们对国家利益、立国目的、社会正义的庸俗化表达。那种
对一个民族历史的总体性解释没有了，存而不论了，一切表达都是顾此失
彼的，碎片的，孤立的，据说也是经验的，渐进的，可以形成自由秩序的
，因而是最正确的。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是乡愿的。
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是为了解答现实，解决问题，是宏大叙事与微小叙
事的结合。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回避现实，拖延矛盾，以打着微小叙事的
名义探讨真理，它不表达真实的声音，它标榜表达的是真理的声音。它不
表达终极关怀，它标榜表达中近期关怀；它不表达社会关怀，它标榜表达
民族关怀；它不关心社会秩序稳定的品质，它只关心社会秩序是否稳定。
因此，一切有关挑战现存秩序的努力，一切反抗专制的活动都不在这一理
论的视野之内，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是犬儒的。
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是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却是
为了保守现实，它认为社会已经有了不错的利益格局，最不坏的社会结构
，最优的制度创新成果，一切变革都只是也只应是局部的、细微的。就是
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是保守的。
后极权时代的官产学之间有着不小的张力，但到了次法西斯时代，经
过市场或说名利场的调适，这种张力消失了，官产学的同盟，使得知识理
论多具有了不知所云的巫师特征。这些理论任意臧否，主旨玄远，大言河
汉。跟民族个体成员的现实感受和切己追求离题千里万里，跟个体的生命
完善、个人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实现相距甚远，跟类人孩们身心进化所要求
的走路权（迁居移民自由）、说话权（言论出版自由）、交友权（集会结
社自由）、生命权（生命信仰自由）、财产权等艰难的成人之旅背道而驰
。就是说，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有益于大家长对类人孩们的统治。
尽管国际主义的理论阐述后来演变为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次法西斯时代
的理论核心是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对国家利益的突出强调使其将国际社
会庸俗化，对民粹主义的警惕使其标榜民本主义，并对国内诸多社会力量
即民本力量进行镇制打压。就是说，后极权时代的理论是一种非中心的，
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则有着重建话语霸权的努力。它公开标榜这是学术的
年代，它嘲笑思想，它跟专制政治有一种暖昧的关系，它可以公开表达自
己对民主自由世界的态度，但它不敢公开表达自己跟专制政治现实的分别
。
何新先生的国家主义呓语、王小东先生的光荣孤立梦想、萧功秦先生
的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理论、康晓光先生的合作国家论或中国特殊论、江
泽民先生的三个代表理论、胡锦涛先生（可能更是郑必坚先生一厢情愿）
的和平崛起论，以及癌变的经济自由主义、法学自由主义、神学自由主义
、儒学自由主义、宪政自由主义，都是这种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它们共
同构成了一个专制国家在次法西斯时代的理论刮噪。
四 次法西斯时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后极权社会的群众对专制政治是离心离德的，但他们有一种明确的目
标，即对自由民主世界的向往，正是这种社会基础注定了后极权政治是一
种过渡型的政治。次法西斯时代的子民（市民或所谓公民）对专制政治是
漠不关心的，他们只关心自己是否能过上小康日子。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
、剥夺使得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政治处于动态稳定之中。
后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仍保留着极权时代的某种平等，即群众与政权
有一种亲缘关系，群众在可见的公开的范围内，其社会地位或政治地位是
平等的。次法西斯时代不同，它不仅公开了过去被遮蔽的三六九等，公开
了行政主导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以市场和现代知识的名义加剧了城乡二
元结构，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分裂。
后极权社会有着追求制度转型的内外压力，次法西斯时代的结构先于
制度定型（孙立平先生语）则大大化解了制度变革的冲动。或者说，社会
结构的矛盾大大掩盖了政治制度的落伍和反人性非正义的合法性危机。号
称“胡温新政”年代最动人感情的词汇是“维权”，这种权利却多是社会
阶层各自的结构性权利，是他们对分配到手的使用权、或说对在社会活动
中产生的自然关系权利的维护，而非对自身社会权利即政治权利的勇敢争
取。他们相互之间缺少同情，彼此隔膜，少有沟通。业主们维护的是自己
的居住权，不会关心拆迁户们的物权，拆迁户们维护的是自己的产权，不
会关心孙志刚们的走路权，农民工关心的是自己的工钱，不会声援知识分
子们的说话权，学者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利，不会关心法轮功信徒们的生
命权，名教自由主义者们关心的是自己的自在，不会关心政治异见分子们
的交友权。
这种社会结构的定型和社会结构的分裂，导致了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
政权从矛盾的中心地带跃进到仲裁者的地位，它确定了自己作为中国大陆
无可争议也不容挑战的权威。地方政府、中宣部、金融领域、北大改革、
房地产商人、派出所胥吏、国营企业、乡镇一级行政机构、美国政府、日
本政府、台湾地方政府、甚至参与六四的李鹏先生等都可能作它的替罪羊
。温家宝先生为工钱在民工和工头之间的权威性做秀，形象说明了它的能
耐何等地荒唐。上万人的民愤、数亿人的民意、十数亿人的民族情感居然
都可以通过它得到发泄。次法西斯时代的道义力量让位于利益格局的明认
或调整，次法西斯时代的社会正义让位于对灾难不幸的善治善理。这或许
是一大批自以为有着理想的知识分子愿意依靠依附依托中共政权的原因。
这种利益优先性使得专制机器较之后极权社会更易发动，次法西斯时
代的专制机器自我认同，自我强化，他们对异己分子的镇压是自觉而有力
的。像中学生一样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刘荻曾让他们大动干戈，正直的人们
以为他们太脆弱，他们不是脆弱，他们是自觉；应城小地方的杜导斌先生
被他们捕去，放眼应城，作杜导斌说真话一样书生之想的也就杜导斌一人
，但他们还是要将杜导斌收监。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更可怕的在于，他们
不仅自觉，而且凶残，而且肆无忌惮；他们不仅掌握现实的权力，而且他
们掌握了未来的权力，或者说他们自以为参透了权力的真理。一位朋友被
他们收进去了，几个小伙子轮流对其拳打脚踢，打得他在狱里求死不能，
求饶不止，这样还不足以打击异己，小伙子们还有着以军警特的力量收集
来的朋友的隐私，诸如偷漏税、生活作风问题，一张张牌打下来，我们的
朋友只有认输；这样还不足以打击他，小伙子们还以普京说事，在疯狂地
抽打人时并不忘教育他说，你以为你们民运能成功吗，成功了你就能当英
雄吗，想明白点，即使成功了天下还是我们的，这些地方还要靠我们来守
摊，看看俄罗斯，你以为掌握权力的是什么人，告诉你，就是我们这样的
人？
如果我们记得，在次法西斯政权审判新青年四君子时，徐伟就在他们
的法庭上以头撞法官的审判桌，以抗议狱卒的毒打，我们也许能够想见这
个次法西斯政权的可怕的基础。就是说，镇压异端不再是因为被蒙骗说教
的理想使然，而是因为要展开、行使并保卫自己的权利，而是因为要维持
自己可见范围内的稳定。如果我们愿意反思一下非典，我们可能更能获得
对于次法西斯时代社会基础的感性认识。伊拉克的“人民战争”（张召忠
先生语）没有发动起来，但我们的倒萨战争中却有着广泛的人民战线，这
是一种平时里我们不能想象的民众理智，我们眼见的中国民众的乡愿犬儒
在此时突然转变成了一种统一的情绪与理智，那是一种肃杀的可以把任何
一人当蚂蚁一样碾死的法西斯气氛。是啊，国难当头，国人皆可喊杀。除
了众志成城，除了颂扬中共或白衣天使，除了鼓励打气结成统一战线，没
有人容忍批评，容忍质疑，没有人倾听非典病人们、民工们或大学生们的
无力无助的恐惧。
更不用说专制机器的帮凶们，那些杀害了孙志刚、李思怡们的普通公
职人员，他们有意无意间犯下了多少罪恶啊。我经常想，那些作恶者们，
比如犯下反言论自由罪的李希光先生们，犯下枪杀平民罪的中共二十七军
、三十八军等军队的官兵们，犯下谋害生命罪的警察和特务们，甚至犯下
任意拘捕公民罪的官员（例如下令捕获胡佳先生的北京市委的刘淇），无
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理由，或有多少理由，他们不仅被钉在耻辱柱上，而且
必须承担他们的罪责。我进而为他们着想，专制机器如此有效，也只是因
为这些普通人的麻木或势利，他们没有生命权。麻木和势利是他们最容易
得的病症，他们不会同情并尊重别人的生命。专制机器因为他们的麻木、
势利和残忍而永不生锈。一切体制内生存者都可能成为次法西斯时代的专
政基础。那些文明人眼里最无耻无行的专制机器，却运行得是那么有效。
比如公职人员，即王朝时代诗人们诅咒的胥吏们。李广将军一世英名却遭
胥吏蹂躏，自司马迁、司马光在他们不朽的史着里写下了李广将军的遭遇
外，中国人对这种人并不陌生，方苞也刻画过他们；次法西斯时代的专制
机器上的胥吏们更是得意忘形，如哈尔滨市的狱卒们对朱胜文副市长的侮
辱（哈，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四川派出所的办事员制造的李
思怡死亡，湖南发生的黄静尸体器官被盗的怪事，这些既有专制体制黑帮
化的原因，更与普通人的麻木有关。痞子王朔倒是早就明白，在中国，不
定什么时候你就要倒霉。这其实都与专制体制的强大和无孔不入有关。正
是因为这种原因，前东德的那些体制内的人，比如士兵、特务、警察、教
授、律师等所谓的普通人，在后来长久地得不到民众的原谅，他们想求得
一份看门人的职位都难，虽然对他们的清算报复有些过头，但也确实是他
们自己作孽的结果。
五 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特征
次法西斯时代并非时刻肃杀着，后极权时代曾对民众的衣食住行严加
防范、警惕，不准其逾矩过线，它的僵化跟民众的人性追求形成反差。因
此后极权时代会有对民众烫头、穿喇叭裤、听邓丽君靡靡之音的管制，后
极权时代会为一首诗、一部电影、一种娱乐而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次法西
斯时代则刚柔并用，管制与异化并举，它放开风化，任由民众自我打扮，
自我审美，进一步地，它主导了民众的审美情趣。
如果说伤痕、寻根、反思是后极权时代的美学特征，后极权时代的美
学是一种寻找式焦虑，后极权时代的美学以求真的人性为基础；追求成功
、追求世俗的名声、兑现现实的利益则是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基础，千方
百计地论证并赞美现实的合理性、艰难和不得已，是次法西斯时代作家艺
术家们的拿手好戏，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是一种伪善式崇高，是一种仿真
式做秀，是一种做戏式傻美。
在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展开里，活着的民生哲学历来如此，是国人最
好的选择，是东方神秘的宿命，也是人们可以玩味可以自伤自悼自我感动
的悲壮演出；历史已无是非对错好坏，只有命运的美丑、幸与不幸、坎坷
或风顺。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打着新写实主义的旗帜，只是对现实想当然
地归类，对现实进行无关痛痒的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的旁观式指点。
但对于微小叙事，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有着精致的努力，作家艺术家
们把任何一种感性经验无限放大，以为自己是经验一次美学领域、历史领
域或世界意义的大事。活着，沙床，作男作女，有了快感你就喊，这种对
欲望的不加节制的展示正是从美男美女作家到所谓学者化作家们的全部把
戏。次法西斯时代的美学是祛除情感和理性的欲望标榜，是一种秀，革命
秀，下体秀，天下秀，文化秀。
这种次法西斯美学集中到影视领域，最典型的文本就是张艺谋先生的
《英雄》，尽管对《英雄》的批评铺天堑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