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次醒转，床头的荧光表已显示四点二十五分。女儿在臂弯里酣睡，气息中带着清甜的奶香。从隔壁屋里仍然传来强力迅疾打击键盘的叭哒叭哒声，这是他敲打键盘的方式，唯一的方式，我称之为乱箭破空。如同珍爱情人般他守护着他的计算机，每日与之相伴的时间远远超过我这柴米油盐妻。我支起身，到底没喊出声──喊了也没有用！
每当进入五月，在这南方都市开始迅速升温之时，我们家也进入战备状态。不分昼夜骤响的电话，愈来愈频繁的聚会，小区治安委员会莫名其妙的抽查，总在家附近逡巡的“熟悉身影”，而他则时常彻夜工作，还总有几日忽然的失踪。
第一次经历他的“失踪”，我们正准备结婚。婚期由他理所当然地定在六月四日，以便将来可借纪念结婚周年为名纪念六四。知情的朋友中有一位研究黄历通书之类，打趣说当年该日不宜结婚。我听了，不以为意，心里为他至少没“押解”我前往北京举行“广场上的婚礼”暗自庆幸；何况这样他将无论如何忘不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然而，没有婚纱、喜筵、亲人的祝福，在婚礼二天前，新郎却不见了。
此前，我们计划旅行结婚，希望有一个安静的蜜月；可他还是因为更重要的事情决定留下来。那夜，我始终守在电话旁──以往若深夜迟归，他总会来电通知──这一良好习惯为他后来年终的丈夫职称评定频频得分。
电话却一直沉默着，空荡荡的屋子里，时钟的滴答声锯齿般一点点咬噬寂静。我隐隐觉察发生了甚么，但无法确知。许多亲人最害怕的大约便是被未知无明遮笼着的、令人窒息的漫漫长夜，坐立难安，辗转反侧。我倾听每一次电梯的轰鸣，心艰难地随着它一层层向上攀升，然后再“咚”地急速下坠。
这之后，有许多我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探监，第一次被警察召见，第一次被领导训话，第一次被父母拒之门外。但在我习惯诸多动荡变化已达标成为六四家属的五年后，黑夜里在未知的焦灼中的等待仍令我心惊不已──总是知道有人在暗中拉弓上弦窥视着你，但永远无法确知何时，那箭将射出，击中心脏──这令你在担忧不安的同时，还有被戏弄的愤怒。
有一年，我对一名长期在家附近办公因而彼此“熟识”的便衣说：“下回再请我们家那口子进局，好歹说一声；要不，事先通知，我给你们送去。”不久，这样的通知便来了。幸好，只有这一回！
那一次，我等了三天，吃了六个面包，但一直试图镇静──直到他再次完完整整出现在我面前，我攥紧他的手，方才哭了。“执子之手，生死契阔”，那一刻真有出生入死的感觉。
我们在一次朋友的茶话会上相遇，彼时大学风行辩论，那次讨论的是“外来民工是否是本市脏、乱、差的主要原因”。我对席间几位城市精英对民工优雅的讥讽颇为反感，反唇相讥后，一直沉默的他起立发言，列五大要点进行反驳，足足说了半小时，随即告辞。
我们由此相识，一年后的某个下午，在坦白不宜结婚的种种理由后，如政治背景不清白（六四问题），生活动荡（那时因革命的要求，他辞去北方的工作，潜入南方，正处失业状态），婚史记录欠佳（钟爱的前妻离他而去），他郑重地说：“我把灵交给六四和中国，把爱交给你，我们结婚吧。”
我并非是弥尔顿所谓的随时随地准备向落难英雄奉献怜悯与爱的女人，但那时真是年轻，觉着生活如鼓胀的帆，载着信念与激情，彼岸在即。我自然而然地回答：“好。”
好，就这样定了终身。婚后我方才觉察他之前的警告桩桩属实，而且每一桩都直接危及我所认为的正常生活。我们各自的生活期望迎面相撞，分外愕然。上大学时，一位师长曾说：“爱一个人，便随他去吧。”我深以为是，但爱一个人可随他去，可与一人生活在一起，要随他去，多少是困难的，何况他所谓的生活仅仅是“一日三餐有拌面，夏披一领和尚褂，冬裹一件夹克衫”，余下的便是六四和中国社会，而我早已习惯父母给予的丰衣足食。
最初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工作因屡遭干扰而不得不终止，我们共同卖文为生──我在报社写，他在家里写。他写的多是反动文字，发表有限，我们无论怎么写，到底没写出黄金屋，住的是充斥着油烟味的老式公寓楼，灰暗仄逼的二居室。我由此有了许多“不再”：不再以餐馆为食堂，不再出入名牌店，不再轻易打的。
后来他得了另一份活，因为力斗二歹徒救了一名私营企业家。企业家问以何言谢，他想了想，答道：“我会开车，或许对你有用。”老板素来乐于自己驾驶，但为报答，给了他一部老爷车，负责接送他的家人，主要是他的二老。
这位清华研究生（虽然最终没让他毕业）从此成了司机，并因为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还有一部几乎可自由支配的车而格外兴奋。那辆车自然成了民运专列，时常气喘吁吁，七窍生烟地回家。好莱坞的某部影片中有一位私家车司机，选择职业的理由是由此可得大量阅读的时间，他时常以此自比。但那司机留意东家的股市投资动向，跟着买进卖出，并留了百万家产给女儿的精明，他是一概不提的。
我有时提醒他不妨拓宽视野就此一比，并指出女儿的用品从婴儿床到奶嘴全是她大姨张罗的，他摆摆手说：“我给女儿的是厚礼──一个健康的中国社会。”
然而，并不是清贫的物质生活使我们之间开始争执──即便私下我认为在经济上省心的女人还是幸运的，但总不至将由他承担实现我的需求视为当然，尤其他在此上从不觉欠缺而陶然自足──而是我渐渐发觉自己开始与他的六四事业抢夺他以及我的生存空间。当我最终意识到此时，心里格外酸涩。
对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事业，我出于基本良知敬重同时也视为己责，但如同任何一个女人，我将家首先看作私人的栖息地。而对他而言，事业是革命事业，家是革命场所，而我，看来势必要成为革命伴侣。
大概因处于边境的原因，家中时时接待来自各方的朋友。有朋自远方来，自然是令人高兴的，但有时清晨裹着睡裙蓬着头走出卧室，赫然与一陌生男子迎面相向的会晤实在尴尬；而在二居室（后来搬了家，也是两间房）内数月一家四、五口的状况下要安静阅读或写作也是困难的。
一次，我外出采访几星期后归家，家俨然已成梁山泊，众好汉在一地果皮、碗碟、衣物中高谈阔论，气氛热烈。进入卧室，只见一天一地小册子、海报、传单，床上摊放着毛笔、墨汁桶、和未完成的条幅，淡蓝色碎花床单已是墨迹斑斑。深呼吸、闭闭眼，我到底没发怒，只暗自咬着牙说，我们圆桌会议上见──为避免家庭武装冲突，婚前我们约定有问题在圆桌会议上解决。这个圆桌会议曾成功地解决了我们家务分派，家用分摊，照顾女儿等一系列问题。
那次会谈的结果是我们在家附近另租了一个单间，正式办起“民主之家”，为此提前启用了女儿的教育基金。我很高兴他愿意理解我的感受，并没上纲上线拿“不支持民主事业”、“不舍小我何成大我”（如另一六四家属曾委屈地向我诉说丈夫对她的指责）的大盖帽令我自惭形秽。
日子从磕磕绊绊到自自在在，我为能与他结伴共度此生深以为幸。我是所谓的“尴尬的七六一代”，文革后才出生，文革反思、民主墙的热烈是赶不上了；八九时尚是懵懂少年，六四反思、天安门的热烈也赶不上了。没有伤痛记忆的一代，我们承受着生命之轻，在这一点上我以为六四一代是有福的。如他所说：“我曾是一只在朦昧中扑飞的飞蛾，向火光飞去，是我幸福的宿命，我知道，在火光中的燃烧将照亮我灰暗的翅膀。”
当一个卑微的个体生命在温厚的大生命中安栖时，方才获得超然从容，而由此脱却了尘间陋俗的羁绊。如同对于物质的缺乏，我一度颇感窘迫难堪，而他即便衣衫褴褛坐在垃圾桶上也能君临天下似地谈笑自若。婚后不久一位朋友送来一台二手电视，我满脸通红、手足无措地立在一旁，他则欣然收下，打开看看说：“挺好，还带彩。”他对物质的疏阔明朗，我一直惊以为异，但至今无法仿效；所幸他并不讥笑我有时在物质满足上得到的愉悦，倒是我自己开始不时地嘲弄先前对从西方复制来的小资情调的喜爱。
如一股从麦田上吹来的风，他领我走出高阁香闺──原来比蓝寇香水更芳馨的是自由的空气，而香奈儿玲珑的高跟鞋并不能使我在大地上昂然地站立。
在与他结识之前，关于六四我知道的并不比官方要求知道的更多，然而，在读了他的六四日记并从此走入六四的历史，我方才知道血液可以怎样地燃烧沸腾，而苦难又是如何在宣传的篡改歪曲中被遗忘。
以往，我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并不比修剪花园的用心多，而如今农民的辛酸，宗教人士的受难，爱滋病村村民的无助已使我无法再自向一隅偷安苟乐。不再自我欺骗地躺在经济繁荣上妄生强国梦：窄窄的止血帖如何掩盖中国社会的巨大伤口？不再小心翼翼期望在现有体制下解决社会的弊病：专制的铁匣中如何容得下健康肌体的自由成长？
而当我终于开始赤着脚在大地上奔跑时，我也不再自我逼问活着为何的生存问题。我知道，我将是另一只飞蛾，为照亮灰暗的翅膀，向燃烧的火光飞去。“我选择了你，而你选择了六四”是在一次圆桌会议上我的抗议之辞，而在我们结婚六周年、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时，我想我将说：“我在选择你时，已选择了六四这条通往永恒的道路。”
当我最终决定起身写下与他我度过的五年的全新生活时，不免有些惶恐不安。在六四难属的哀恸、流亡者的艰辛前拨弄我的针头线脑，难免贻笑大方，然而十五年的曲折中，始终相伴着六四家属不离不弃的身影，我愿与她（他）们分享这些喜怒哀乐。
（全球纪念六四十五周年筹委会六四征文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