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人的存在的唯一基石，当然也是它的唯一标准，这一关系的最完善表达就是人权。
“六、四”过去十五年，世上大多数共产党都倒了，这当然与中国境内的八九民运相关，有它的一份功绩。但中国共产党还没倒，“六、四”在其本土的历史任务就没有完成，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但正视不是视着玩，不是视着为挖空心思写文章，为开会；而是为走出困境，结束共产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
正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困惑：
1、八九民运到底成熟不成熟？
2、“六、四”从民族记忆里抹去了没有？
3、“六、四”做为历史进程其本质与中国眼下那些进程是什么联系？
4、告不告别革命……等等，这都是现阶段应予回答的。
八九民运的成熟与否事实上是两个进程：其一是做为酿成这场伟大斗争的民族理性的成熟，软环境的状况；其二是这场斗争自身的成熟，它的硬件建设是否成熟？其实，这个时代的民主要求早在邓政权前已经起步：76年的“四、五”，之后就再没终断过（当然，“四、五”还含有一些非民主因素：共产党遗老情愫）。因而不能把民主诉求的产生归于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末，这种要求已经普及到社会各角落，虽还模糊，但它近于上升为社会的明朗观念了。所以单看中国人民的民主要求，不仅是高涨饱满，而且普遍，做为八九民运得以形成的那个软环境，中华民族的整体觉悟，无疑是成熟的。没有这种成熟，不可能爆发如此规模的反暴烈火。
在事件进程自身的健全方面还有相当不足，远远落后于形势：即与蓬勃高涨的民主要求相比，没有足以与这个背景相匹配的思想旗帜和组织应对。那时有了个人生命尊严的体验，强烈的民主要求，对自由的向往，但缺乏相应的理论制作。当然这不能归咎于那个人，也很难说是可以通过努力来避免。时代的现实是：共产主义幕布下，要么，萌芽出素朴的自然自由主义；要么，从马主义的一些暗流里分离出马克思主义框架内的自由主义；那时思想界还没出现彻底的自由主义立场的自由主义研究，不能为来势如此之猛的民主运动提供完备的思想指导。无论是民间还是社会开明派，其觉悟都只是改革，是呼唤在共产主义概念下的正义与进步。共产现实所引发的对它的普遍怀疑所针对的还只是共产党内那些人，社会目光主要投在主宰者的用心险恶上，把人的用心非法性当成灾难的唯一解释，还没有“共产”概念本身就“是”反正义，绝对非法的起码觉察，当然还形不成“社会内在矛盾究竟是什么”的治学，不可能滋长出这样的理论成果。
一句话：八九民运的纲领是“共产修正”，希望通过改革引进民主。社会的内在矛盾却是“共产”的反人性，它的克服只能是对共产做否定，我们还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理性自觉。
“黑手”们也只是从自己所立足的，视野所及的方面来煽“阴风”，点“邪火”，只觉悟到谴责和要求，没有推翻共产的心理承受，到今天还时不时听到团派的怀旧。
所以当学生运动转化为全民和平大起义时，那用来对共产实施改革、修正的纲领就不能为运动指示方向，树立旗帜，不知路在何方，高涨的民众动力找不着出路。
硬件建设的第二大弱点与此有关：没有理论旗帜必然设计不出相配套的组织应对，这是仅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的。
如果从人类史角度来看呢？那就风光别裁：事实上实践已完成重大转折的纲领性突破，却没有被思想界所注意，没进入理论表述。无论国际的政治家还是政治学者，或者中国的民主活动家和治学政治的人----都看到东欧与原苏联的巨变，却仅用为感叹中国民主进程的艰难，没用为中国“六、四”与东欧巨变内在的纲领性转折联系的揭示----
与中国的民主要求相同步，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苏联……也都卷入了这一浪潮，这不仅是同步的，交错的，其本质对是同一个----抗挣；即都是在改革旗帜下的，没越出“对共产的修正”，是在承认共产统治合法前提下的进程，至少当时没有以彻底的自由主义为动力的旗帜。
东欧的成功是实现了路线跨越的----这个垮越是理论意义的，但在形式上却是实践形态的：中国人实践悲剧剌激了他们这种理论升化，纲领跨越----北京流血！北京在流血！这个直观事实比什么都具有力量，连想也来不及想，一夜间就从改革、修正路线跃升到对共产的彻底否定，从共产统治合法下民主要求直接跨越到共产非法，行动目标变成为直接推翻。这是战略转移，是行动纲领的突破，具有重大的理论性质和意义，但被生动的实践经验所埋没。正是“六、四”悲剧做为共运史上的里程碑，才对后来的进程具有示范和完成纲领跨越的作用。
“六、四”的里程碑作用就是告诫：对共产主义修正、改革之路走不通，只有彻底道路可走。罗马尼亚民主转型就更具有这种典型性。----
“六、四”的极大牺牲所换取的伟大教导是：只要共产还合法就没有民主！只能选择推翻共产！别无他路！这是共产政权的内在矛盾所决定。
在我们著作的其他部分，己经就当下中国每日每时都发生的人民抗争做了论述，证明我们同胞并没遗忘“六、四”，相反，当下中国的现实面貌正是“六、四”的深入和继续，提出“六、四”被遗忘之本身是因没有方法论----“六、四”是现代中国道德、价值的底线。
“六、四”要说明的，要证明的就是----“人是人”！它要在公众联系里获得普遍的承认，试问从人肉体里发育出来的记忆能把自己忘记吗？任何事物能忘了自己的底限吗？底线起的是动力作用，不一定非要被经验，事物永运与自身相等，既不能跨越，也不能绕过。正因为社会绕“六、四”不过，正因为底线之不能被遗忘，所以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甚至意识所不屑的方面，旮旮旯旯，才无不陷于矛盾、危机、乃至瘫痪。原本与政治无关的一般性安全事故，天灾，甚至疾病都无不饱醮了政治的浓汁。如果不是事关一切的政治这个总闸门出了问题----失去效力，怎么会天天发生车、船、矿难、化学毒品泄漏，路陷、桥塌、楼倒……这些事件的普遍和频率所告诉的是什么？它告诉木偶的连线已没人在牵：它告诉：本性就是“负起责任”的政治已经不再负责任，或没人去负，没人能负，没有办法来负！
中国已经堕落到全社会不再存在责任这个地步。
做为管理职能的社会已不履行，也无力履行管理！为什么呢？
就因社会责任就是它的伦理底线，不只有个担负问题，重要的是它的出处与根源，它的价值所归问题----伦理价值的出于存在，归为人的存在。“六、四”就是对责任能回归到人的存在的争取，是伦理、价值观的出发点，正义的根。眼下整个社会所陷于的困境，就是“六、四”做为价值底线没有实现所使然。它证明政权已在百分之百方面丧失了诚信，沦为一种对付的力量，就因为人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是社会的第一原则，处在一切联系的中枢，起着派生和支配作用。人权状况是社会昌盛的唯一条件。不让中国社会的根扎在人权上，中国社会就别想有效运转。
而社会要奠立在人权上就必用共产来配葬！
四、当下中国的诸矛盾
1、我们能不能从“六、四”这个进程里寻求出一个普遍的觉醒呢？我想这个觉醒是----世界之上只有人，没有中国人，美国人，基督人或是共产人。只有在人的心里，才有国，才有教；不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才专制，才暴政；而是只要共产主义就专制，就暴政。
不是因为“中国”这个持殊定语的共产党太残暴、太贪婪、太血腥，而是只要叫了“共产”的党，就残暴、就贪婪、就血腥。所以说，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才发生了“六、四”，而是因我们是人，才必然发生“六、四”的。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推定：
“六、四”的原因是反人性的共产理念与人的自然性质之间对抗的必然之果。
2、当下中国正在交织着哪些进程？
一是台湾要求独立的进程；
二是香港民众要求废止二十三条，要求直选的进程；
三是尊敬的达赖大师代表的西藏人民要求自治的进程；
四是东土尔其的独立进程；
五是内蒙古青联的要求：
六是现在上下都还未看到的东北三省最易于分裂的危险潜流……
与此相伴随的，代表了所有进程总方向，反映总矛盾的只能是民主；以及由这些矛盾所决定的共产党内部矛盾和他们矛盾的交织……请不要认为只有江胡风浪激，连胡仔个人也是个复杂矛盾的合体：胡仔是人，当他看到他的同类陷于难以摆脱的苦难自有同情发作，只要是人就避免不了生命价值的体验，就会有青史留名的欲望----胡仔常常说些符合正义的话，下些整顿吏治的决心，就来自这种动力。但他对共产党的前途负着全面责任，就难免不滋生出临危授命要中兴其党的大志；他要当好人，党的前途不让！胡锦涛若真要做好人，正派人，诚信人，就非把党斩掉不可！若他要负起使党不亡的责任，他就不能做正派人，就得恶下去！可以说胡仔肩上的这个矛盾就是眼下中国。
3、人是绝对自然事实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吗？可不敢这么武断！什么台湾人、香港人、藏人、维人、大陆人……统统都是人！世界上有的只是人，不是带定语的人。说xx人这个定语成份，是因人有了心。
所以，加上定语“大陆”，并不能个别出一般意义的人。把痛苦加给大陆人，他们所不能承受的，也是其他定语如：港、澳、台、藏、维……的人所不能承受的，这永运不会有错（我在北墅监狱编辑小报，对桌是个正宗伊斯兰，不幸沦落在山东沿海，被一个就会写三字的（姓名）汉族爷们收养，这老爷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过的胶东民兵五虎将，他哪懂什么释伽、真主，伊斯兰，他只看到两腿两眼小鸡巴，在大汉家，伊斯兰小孩长成了汉族小伙，也没因丢失了心中的信仰而不具人样）。普天之下人在性质上是绝对无差别的，满足上又哪来的差别？美国人就不闹分裂，何哉？美国太好了，分出去是不想享幸福了！所以资本主义再人吃人，再资产阶级自的化，还是共产下的人往美国逃，咋就不见美国人往中国流呢！你非要唱社会主义好，怎么能不成为人的灾星呢？
4、诸进程是同一本质：人权----有表现为争取，有表现为捍卫
因此我认为：镇反时的反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