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带上一份圣诞礼物，去到深水埔元卅街129号四楼学友社社址。门牌号码与抗日一二九学生运动刚好相同，这个学生团体在我心上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一个打通了约八百尺的民房里，有四，五十个青年朋友在那里快乐地唱歌，跳舞。那里的朋友非常热情地招呼我，使我有宾至如归之感，一晚之间便认识了不少的朋友。
随后的日子，我遵照关老师的指示，参加了学友社每星期六举办的 “歌舞集”活动，认识的人更多。活动内容包括有唱民歌，跳集体舞，玩集体游戏等，参加者全都是年青活跃的外校学生。他们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英文朗朗上口，但思想却非常爱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祖国建设。其中有圣保罗男女，培正，拔萃，培道，圣类斯，英皇等学校的学生。他们的表现让我这个在红校长大的地下共青团员感到非常惊讶，非常好奇。
关老师虽然命令我去参加学友社的活动，但却没有把我的组识关系转去学友社，因此，当时我并不知道学友社中谁是党员团员。但有几个人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是梁浚升，他虽是常务委员会的主席，但横看竖看也看不出他是一个领导者，许多事情一望而知并不是出于他的主意（像现在的董建华），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主席，有绰号 “妈咪”之称。另一位李x雄是港大毕业生，和我接近较多，因为他说他认识关老师，曾参加她所领队的回国学习班，并且说我很像关老师，所以特别愿意和我多联络。还有一位便是司徒华了。那时，司徒华是学友社的始创人之一，但在常务委员会中却未见有任何职位。他非常爱国，有理想有抱负，思想独到，见解深刻。听说他主持一个语文班，讲授历史和诗词。据友人回忆，司徒华的讲课非常精彩，最让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讲述鲁迅和闻一多的 “红□”了。那些青年学生对司徒华非常尊崇，很愿意接近他。在生活上，学习上遇上了困难都愿意向他倾吐，对司徒华一言一语的劝勉都乐意倾听。他们之间常有谈心，我也曾被个别约谈，交流生活思想的心得。约有二十人左右包括李x雄，彼此之间亲如兄弟姐妹般，非常密切融洽。而司徒华在他们之中就像一个大哥哥，也可说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了。这种现像是：公开的主席并不是社内的真正领导人，没有职位的反是真正的领袖人物。公开与隐蔽两手并用，这是中共控制地下工作的常规。
大约在1957年上半年，关老师约见，转达了党组织对学友社工作的决定。她说，学友社的领导层有严重路线分歧，党组织主张扩大统一战线，积极扩大团结青年学生，但有人却主张保守精英主义，不要扩大。斗争非常尖锐，已达争夺领导权的地步，希望我密切注意。但奇怪的是，她并没有给我任何具体任务的指示，更没有吐露详情。谁是精英主义的主张者？我带着满腹疑虑继续参加学友社的活动。
很快便发现越来越多红校学生来社参加活动，香岛，培侨，汉华等都有。有许多是我认识的，向他们了解来社的原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是老师动员来的。与此同时，由常务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扩大招募赞助社员的决定。赞助社员不同于原有的社员资格，但却有选举权。我本以为这大概是落实扩大团结的方针了，但一转念又觉不对，团结红校学生来社？有作用吗？当时，我没能想通其个中的原委。直至下半年，关老师又通知我，学友社要酝酿改选新常委会，党要酝酿一份选举名单，包括有：梁浚升，何xx，李绮玲，陈xx，其中竟还有我的名字。关老师说：一定要选出这份名单才能把领导权夺取过来。党的选举要预知选举结果。我开始明白党派我到学友社的目的，是为了夺权并掌权。但谁要被夺权呢？
有一天，李x雄找我，闲谈中表达了他对选举的看法，并告诉我他心目中将会投票选举的人名（具体名单现已忘记），我也告诉了他我的名单（也即党的名单），发觉两份名单完全没有相同的人名。明显的，党的名单都是一批听话的，红校出身的，与党有组织关系的。李的名单却都是一些非常爱国的，有进取心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与司徒华非常亲近的。至此，我才明白，权原来要从司徒华手上崛 ?p>我赶快向关老师汇报情况。证实夺权的实质，是先有党的名单，后有李x雄的名单。显然地，这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不愿意依党的意旨行事，选出党所指定的庸懦无能者来当学友社的负责人，而是要另选贤明。以我为例，我只是一个刚到学友社不到一年的新社员，竟然当上候选人，全因受共产党钦点之赐。加在司徒华身上的罪名很重： “不听党的话”， “挟群众自重”， “另立中央”， “我行我素”等。一个获社员爱戴而无权无柄的人，却被扣上几顶帽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所以先不让我知道详情，原来是为了让我更迫真地扮演一个蒙蒙查查的普通社员，以便取得信任，便于探知情报。果然，在我无意之下，又因李x雄对我的完全信任，而让我探知了他们的名单而成为不听党的话的罪证，作为全面打压的籍口。过程中，我相信李x雄和司徒华他们并没有察觉到，通过招募赞助社员这个决定，是整个夺权阴谋中最毒辣的一招，也是决定性的一环。我就此成为一场夺权行动的工具，让我终生愧疚不止。
不久，学友社由一个不到一百人的社团，发展成为近千赞助社员的团体。但九成以上是有选举权的红校学生。在1958年初举行的常务委员选举中，这些红校赞助社员经由红校老师的动员，并酝酿选举名单，个个用不着知道谁是谁，便纷纷来到学友社，发挥其参社的作用，完成其参社的使命，按党的名单投票。这就是地下党在其学界中全面动员的结果。这些中共的子弟兵，像一团团吞噬稻□的蝗虫扑向田间般，就这样蛀蚀了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学生团体。选举的结果，自然是党的名单得胜，选后那些投票工具便像海水退潮般，也就陆续离开了社。为数约二十多人的爱国青年精英们，包括司徒华，李x雄，游x钊，冯x宏等，也便黯然离开了学友社。其后，他们在社会各个领域上都干出了很大的成绩。华叔为爱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贡献更是香港市民所耳熟能详的。但学友社却从始落在中共的绝对控制之下了。
后记：
只要看到中共全面发动国内的亲友或生意人的香港关系干预即将举行的九月立法会选举，便会明白记述这一件夺权事件的现实意义。中共地下党在香港无影无形地干涉着香港事务，与四十年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中共惯于对一切事物的直接掌控，未能预知结果的选举，会使它恐慌如闻丧钟之声。中共所理解的选举不是民主政制的组成部分，而就是夺权保权的工具，为了保护其领导权其利益，不惜野蛮地设计阴谋以达其目的，不会理会甚么选举规则。
中共从来都是只会使用听话的人。顺从党意是他们选材的首要标准。顺党者昌，逆党者亡，就是他们的逻辑。所谓爱国标准的实质就是这个意思。他们霸占了 “爱国”这个道义上的制高点，使爱国等同爱党，而爱国者？听话者也。那些忙于与中共沟通的民主派人士需要预备好坚守底线，抗拒听话的勇气。否则的话，必为中共所统战而袂被招安。除非你放弃追求自由民主，这个沟通的过程将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不会是轻松的对话。
华叔早于四十年前便曾与中共交过手。相信香港的泛民主派中，没有谁会比华叔更能如此透彻地看穿中共的本质。常言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知道它的本质，洞悉其目的，分辨事情的虚实真假，以便定出自已争取民主自由的策略，非常重要。我相信，能通透洞察势情的非华叔莫属了。
由于我的无知，当了中共夺权阴谋的工具，伤害了一批爱国精英的感情，我在此仅向各位致歉。
2004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