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与前几年陆陆续续出现的一些新闻及反思外资利用中国腐败潜规则的文章，其实标识的是一个流行了好些年的虚假命题的破产，这个命题就是“经济发展将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以及奠基其上的另一个相关命题“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公司会迫使中国政府与企业按照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办事，如此将减少中国的腐败，促进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化”。上述命题至今还是一个探讨中国问题的预设前提，而且这个前提很幸运地不受任何质疑。由于预设了“经济发展将促使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一前提，而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是外资，于是外资进入中国的作用被夸大成超越经济发展之外的促进政治发展，吸引外资不仅在中国被涂抹上一层伦理色彩，也成为欧美资本乐于披在身上的一件伦理外衣。欧美资本在游说本国政府制订对华政策及说服各人权团体时，这点一直是个最好的理由。
外资进入中国后，必须利用“权钱交易”这把金钥匙才能打开中国市场大门，这点其实并非秘密。据笔者了解，80年代中期许多外资公司到中国开拓市场时，并不习惯行贿，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与一些行贿的公司处于不平等的竞争起点上，白白流失了许多机会，于是开始接受权钱交易这一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就接受“潜规则”的先后顺序而言，最开始是与中国有文化血缘关系的港台资本，因为港台两地人士对腐败基本上没有文化上的抵抗力；紧接着是与中国有文化近亲关系的日本、南韩企业，最后才是欧美资本。许多跨国公司迫于中国的制度环境，深知“如欲取之，必先予之”，只是取之于“公”，回馈于“私”而已。况且“羊毛出在羊身上”，做成一笔生意，贿赂成本最后都会在高报的价格与巨额利润中获得补偿，所以外资通常都明智地选择了“以较少成本获得较大利润”的策略，认同“中国特色”的潜规则，参与腐败。只不过欧美资本在行贿方式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论手法还是气派，确实非“先行者”港台资本可比。事实证明，跨国公司不仅没有能够改善中国政府与企业的行为，反而是顺应了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按照中国的游戏规则办事，屡屡成为行贿主体。
外资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积极方面，如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制度与大量的就业机会等等，但也有消极方面，不过这种消极方面的主导原因还在于中国本身制度环境。本文仅以其在政治上的影响而言，应该说“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最后会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一命题是虚拟的。但其对中国政治所起的实际作用却不可低估：第一，外资出于自身利益游说本国政府，对本国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影响非常明显。许多外商建议本国政府要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不要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与政治，这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上的人权压力大大减轻，国内人权状态一天比一天恶化；第二，外资帮助中国腐败官员建立了一种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上述跨国企业的诸多行贿行为往往通过境外渠道完成，如在瑞士银行为受贿方设立账户、办理出国护照及绿卡，或者为贪官的家属子女办理海外留学或者移民外国。这种港台资本无法提供的便利是中国官员们最乐意接受的贿赂形式。有了这些外资企业的帮助，中国贪官毫无后顾之忧，从而改变了中国儒家用以警戒君主的“舟水理论”。这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说，要求统治者为自己本身利益着想，必须将自己与民众之间那种“狼羊关系”维持在能够让羊群“再生产”的边界，不要苛剥太过。而现在由于有了这种另类“政治退出机制”，中国的贪官污吏不再需要与人民共享被他们折腾得千孔百疮的生态环境，以及腐烂透顶且极不安全的社会环境，其贪污腐败更加肆无忌惮。
“经济发展将促使中国政治民主化”，以及“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将迫使中国政府与企业按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办事，从而促进中国政治民主化”这一有内在相关的理论预设可以休矣，因为中国的现实正给予完全相反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