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在1935年主编《益世报》副刊，他的《鲁迅批判》曾在该报副刊上连载。到1935年9月上旬，他将全书结稿。在赵景深大力支持下，该书在北新书局出版。
《鲁迅批判》在鲁迅研究史上，是第一部成系统的专着，在学术界影响很大。
李长之这部专着出版，曾得到鲁迅先生大力支持和帮助，鲁迅亲自看过李长之的稿件，并订正过其中著作时日。此外，鲁迅还赠送他一张照片，刊印在书面上。《鲁迅批判》于1935年写成，1936年1月初版，不到一年，鲁迅先生就去世了。
该书出版经过是这样的：
当北新接受书稿后，李长之写信向鲁迅索要相片。鲁迅接信后，便毫不迟疑地从自己的相册上揭下一张标准像寄去，还写了回信。李长之收到鲁迅的信和照片后，感到很珍贵，就叮嘱赵景深将鲁迅相片按原尺寸置于封面左上方，再用插页重印一次置于卷首，还将鲁迅书信第一页手迹原件寄去，让制锌版后放在插页相片之后。赵景深对他的要求，一一照办。在该书初版本的目录上就刊有“鲁迅先生近影”、“鲁迅先生手迹”的字样。但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考虑到这本书不好销，会亏本，为此尽量节省成本，印出的《鲁迅批判》省去了该用重磅铜版纸印制的相片插页和手迹，仅仅封面是李长之要求的样子。
《鲁迅批判》初版出版后，不到半年就卖完了。这是李小峰没有料到的。
1936年6月，《鲁迅批判》第二版出版，伹书局没有通过李长之。李长之本人一年后在香港书店的售架上见到才知道。于是，他在有关文章中开始大发牢骚，谴责“书店老板所加给的戕害”；“初版不印鲁迅书信手迹和相片插页，还将鲁迅手迹丢失”；“所给的版税就更苛了，只给了五十几元，版税也只算过一次，以后再没算过”。
李长之对北新书局的做法很失望。几年后，李长之负气地把《鲁迅批判》委托给东方书社在成都印了“第三版”，出书时间是1943年7月。这是李长之单方面的行为，没让北新书局知道。
1946年2月15日，李长之给赵景深写信，讨要他没有给够的版税。赵景深接信后立即向李小峰转达。于是，李长之这才获得了追讨的版税。
不料，李长之回到北平，他在书店又见到新的《鲁迅批判》，他再去让赵景深代索版税。
1987年7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我编写的《鲁迅研究书录》，其中收录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因为见到该书每次加印都没有准确地在版权页上登录出书时间和印数，只好含混其词地说：“该书出版后，曾多次再版。”
李长之出版《鲁迅批判》之后，屡遭批判和查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新中国成立伊始，也受到严厉批判。李长之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不许借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 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 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 ”
关于”批判”一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一般通用解释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而李长之所谓“批判”，却是“分析”、“评论”的意思。
尽管如此，李长之在评论分析鲁迅作品时，也存在不少欠妥或错误的地方，连他自己也对该书不满意，早在《鲁迅批判》1943年发行第三版时，他就表示“另写一部鲁迅再批判”。1950年李长之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又一次表示“对于本书，愿意重写”的愿望。
1976年“四人帮”已经粉碎，某出版社曾找李长之接洽再版《鲁迅批判》事宜，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之类云云。李长之脾气耿直，他坚持不改。他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李长之说这番话两年之后，便于1978年离开人世。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一书，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着。也是唯一经过鲁迅批阅的批评鲁迅的专着。但该书历经艰苦历程，目前已难见到原书了。为此，北京出版社于2003年1月重新整理再版了《鲁迅批判》一书。书前刊有于天池、李书合写的《李长之再版题记》，可作为读者的“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