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外电报道：10月18日在重庆市的万州区，有位民工，不慎碰到一位妇人，其丈夫（自称是国土局长）竟把民工腿打断。而且一边打边喊，打死了不就是二十万块钱吗？
从而引起公愤，瞬时间聚集了大批打工族和市民，最多时有四万人，后来包围了区政府。
于是官方派来了的镇暴警察，开打之后，双方都有受伤，有4辆汽车（包括警车）被点了火。区政府也遭到严重的打砸。
闹了一夜，最后镇暴警察放了催泪弹，抓了些参与者事态暂时平息下来。
**事件说明什么？**
万州事件说明了，在我国底层的弱势群体（包括进城打工者，下岗工人，广大的农民），他们看了太多的腐败，这些人承受了过多的苦艰，凌辱，内心充满了对官员，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憋了一肚子气，有了时机，就会爆发出来。像颗定时炸弹一样。
就在本月23日，在蚌埠出现了万余退休工人，因为退休金太少，不能随物价上涨调整，上街示威三天，造成交通大堵塞。
**弱势群体要争结社自由**
1989年六四之后，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提高了很多，不少人进入小康。六四后每次提工资都没有漏下知识分子，在政协和人代会上少不了一些知识分子，六四的“闹事者”他们有一部分进了官场，或者升了官。
为什么执政党对知识分子，如此开恩呢？
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六四”之前的学潮中，知识分子们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执政者不得小看他们，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常言道：“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知识分子就像会哭会闹的孩子。原因之二是知识分子多数都是活动在各种组织之中，或者学校，或者科研机构，很多人都是一些学会协会的成员，因此他们的思想容易交流，行动便于协调。
当前中国的弱势群体，不论是打工族，是农民，还是下岗工人，如果想要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别人把自己当人看；我认为重要的是争取“结社自由”。
要逐步争取成立属于自己的，不受别人操控的独立的组织。是协会也好，是联谊会、同乡会、互助会都可以。如果压力太大，开始时也可以叫做筹委会，也可以不叫什么名堂，就是一些有相同背景，平日联系比较多的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地区工作的人，经常保持联系，互相帮助，相互提携，一方有难大家帮助，讨论如何维护、争取劳工权益，用这些活动争取“结社自由”，这些活动也将培育出一些劳工的代言人和领袖人物。
**波兰工人的经验**
有两年事，可以看出弱势群体，一旦有了组织，就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有效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个是波兰成立于1980年前后的团结工会，他们一度拥有数以百万计会员，很多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员都加入了他们的组织。
团结工会成立之后，组织各种活动，维护工人权益，多次举行全国大罢工，包括反对提高物价的大罢工、怠工。后来团结工会受到政府的严重打压，工会领袖瓦文萨等被关进监狱。但团结工会的其他成员，建立电台，出版了数百种地下刊物，继续抗争。
由于团结工会持续不断地进行持久地斗争。当波兰出现经济社会危机时，团结工会顺势而起，又一次形成巨大声势。
1989年波兰当局只得屈从工会的压力，召开“园桌会议”，与团结工会坐下来谈判；并同意开放部分议员自由竞选，在选举中，团结工会获得90％以上的选票。很快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当选总统，很多团结工会的骨干成了政府的要员。
团结工会成功的道路，不但向人们说明了弱势群体只要组织起来，就不会被人忽视，而且能够通过选举进入政府。
**中国七十年前的农民协会**
有人说波兰有欧洲的传统，他们是西方的文化，波兰的工人也有水平，中国情况不同。
其实在中国的弱势团体，一样可以组织起来，其威力也是无穷的。
七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也是靠建立农民协会，以农民为主体，壮大政党，取得天下吗？
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中国的劳工争取“结社自由”的道是漫长的，五十年代，谁要想试探“结社自由”，那要冒杀头的危险。
八九年一些人学生、工人成立组织，后来都被判了很重的刑。
为什么有的人惧怕“结社自由”有如害怕“瘟疫”呢？因为他们知道大众一旦有结社自由，结束专制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特权者的权力也将很快消失。
为了减少风险，在中国当前劳工要争取“结社自由”，应该相机行事，逐步争取，步子不怕小，只怕无作为。
**争取结社自由的根据**
劳工争取“结社自由”的法律根据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国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从这点出发，我们争取“结社自由”，有宪法可依，他们抓人是违宪、违法。
现在中国有个社团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要求成立社团必须申请、批准，他不批准，会给你加上“非法组织”的所谓“罪名”。这种“罪名”当然也是非法的，但他把你抓起来，会在一些人中造成恐慌。为了避免被抓，我们要讲点策略。
其实在很多民主国家，早已废除了社团的审批制，而改成了报备制。在中国某些人为维护专政制度，把“报批”作为限制结社自由的一种手段。
最近杨银波先生在知识分子中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对很多问题都有不同答案，只有在回答是否支持成立独立工会、独立农会时，答案竟惊人地完全一致，都表示支持，说明争取“结社自由”的迫切性。
2004年10月25日于山东大学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