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个人生活的清贫，而是内心的折磨。
●语录二
我应该一年三百六十天奔走在路上，在民众民生中奔走，写稿子发稿子。我应该永远在路上。
今年10月上旬，记者拨打了王克勤的手机，与往常不同，传来的却是电信台小姐标准的普通话－－“您所拨打的电话余额不足，无法接通”。原来此时王克勤的手机已因欠费而被停机，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整整八天，最后是他的小舅子替他交了1600余元的费用。而此前，王克勤曾被传媒界誉为当代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
王克勤，曾被誉为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可是，又有谁能想到，这位吒咤风云的人物正处于尴尬的境地，不仅物质上清贫，内心更经受着痛苦的煎熬。
我最大的痛苦是内心的折磨
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无疑是一个风光响亮的名头，拥有这个名号的主人即使谈不上大富大贵，物质生活比一般的记者应该要好得多。可是，王克勤目前仅仅是刚解决温饱，连每月的手机费都交不起了。
2001年，揭开兰州证券黑幕的盖子后，经王克勤之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达168人，现在已有二三十人“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出来”。为了妻儿的安全，去年，王曾经执意要将妻儿接到北京，不然“他们就像人质一样被放在兰州”。可是，最终因为妻子工作问题、儿子入学问题不好解决，未能如愿。如今，王的儿子仍在兰州上学，妻子刚刚来到北京，仍未找到工作。
“没有北京户口，孩子在北京读书，要交3万至4万的借读费，我们交不起。而且报社的宿舍在昌平，儿子如果来上学，我们就要在学校附近租房子，这笔费用也不小。”王克勤无奈地说。
王的儿子在兰州上学，为了让孩子全面发展，他们夫妻俩省吃俭用给儿子在少年宫报了一个绘画培训班。从他家到少年宫，坐公共汽车，车费是一元，如果跑到前面一站坐车，车费是五角。为了节省五角钱，儿子每天跑一站路搭车上课。有一次实在太累，在车上睡着了，结果被拉到终点站，他没有钱再坐车，只好跑步去少年宫，进教室几分钟就下课了。谈起这些，王克勤声音哽咽，眼睛红了。对于家庭，王克勤十分内疚，“看到媳妇为了买一件很普通的衣服而犹豫不决，左思右想，我心里难受得要命”。
自从开始揭黑，生活上的清贫一直伴随着王克勤。
2002年，王克勤开始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半年的时间没有发表其他稿件，这意味着有半年的时间，他每月只拿1200元的基本工资。为了早日完成工作，节省开支，王克勤顶着酷热走在北京东直门内大街的马路上时，差点晕倒过去。有一天中午，王克勤没有地方休息，困极了的他只好躺在长安街边的长椅上，这时一名清洁工人走过来说，“打工的，还不快起来，你要去找事做，挣钱去。”
王克勤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新作发表了。没有作品发表，就没有稿费，是报社最穷的记者。找他上访的群众又很多，每个月手机都要打掉1000多元，有时候上访的老太太打手机向他诉苦，一哭就是半个小时。
“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个人生活的清贫，而是内心的折磨。一方面，这么多老百姓找我，需要我深入基层采访调查；另一方面，报社现在很难保障我的出差经费，这点让我非常痛苦。写稿子发稿子，我的内心会非常快乐，但我现在很多时候不得不呆在编辑部里，这让我有一种耻辱感。”王克勤如是说。
我想的是如何才能活下去
2001年，王克勤因为《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一文影响甘肃某省委领导政绩，被突然开除公职。他从百姓眼中的“王青天”变成一名上访者，与各地来的上访者一样，徘徊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政府门口，并被朋友告知赶紧离开甘肃，否则可能有牢狱之灾。同时，上半年因为揭兰州证券黑幕，曾有黑社会头目扬言五百万买他的人头。巨大的压力之下，王克勤几乎崩溃。那时，他看见家门口的作坊工人在弹棉花，昏暗的光线下棉絮飞扬，弹弓铮铮作响，只想携妻儿去南方以弹棉花为生。
12月底《中国经济时报》的一纸调令，给王克勤的上访之路划上了句号。2002年1月，王克勤任《中国经济时报》高级记者。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跳槽去那些高薪的市场化媒体时，“报社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知遇之恩，我是个念旧的人”。
前不久，有人打电话给王克勤的母亲，问他媳妇和儿子的情况，他妈妈没有告诉他地址。“接到母亲的这个电话，我当时感觉很悲凉。我现在考虑问题与其他人不一样，别人是想着如何生活得更好，而我想的是如何才能活下去，怎样能保证家人的安全。其次，才能想怎么做事情。”王克勤说。
去年暑假，王克勤曾经执意要把妻儿留在北京。暑假结束了，媳妇还是坚决把孩子带回了老家。临走时，她对王克勤说：“如果我们留下来，你的压力会很大，你会想尽一切办法赚钱，这几年你一直秉持的为民请命、为老百姓说话的信念就会动摇，你有可能会走不下去。所以，我们回去。”王克勤问，安全问题怎么办。她说：“只要你多为老百姓做事就不怕。你为老百姓做得多了，苍天也会保佑我们的。”
我应该永远在路上
生活上的清贫、危险、现实的尴尬与无奈，都没能阻止王克勤前行的步伐。虽然很久没有作品发表了，但他一直在为“中国中西部农村贫困问题调查”计划而奔忙着。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组织作为该项目的挂靠机构，期望报社解决一部分调查经费，再从社会上募集一些资金，以研究员的身份做这个有可能要持续三年的调查。
“中西部农村贫困问题调查”计划的设想，他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和田间劳动必将愈来愈远离我们的生活，农村贫困人口真实的生存状态正在远离现代社会，而众多的农村贫困者缺乏说话的机会，使得他们成为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的弃儿。
“我应该一年有三百六十天奔走在路上，在民众民生中奔走，写稿子发稿子，一直这样。这样我的内心会非常快乐。我应该永远在路上。”王克勤期望自己能有如此的未来。
(法制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