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在90年代中后期曾经是大陆思想界的一个焦点，这场争论因双方逐渐就“江泽民主义是中国的真问题，即非真左，也非自由”的共同发现而逐渐销声匿迹。令人遗憾的是，左派思潮最近开始借着大陆民变和胡江交权卷土重来，继续他们曾经犯下的罪错，即把江泽民主义等同与自由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舆论报复。在中国，权力交接总是爲形形色色的毛派分子的喧嚣提供契机，这也展示了中国左派思潮的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习性。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过世之后，在网路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等学院自由派中坚人物似乎发言不多了，剩下秋风、王怡等网路自由派后生以“宪政自由”、“孔子加宪法”的名义在那里“独树一帜”──这些“新锐”的自由派作者没有能力爲杨小凯之后的经济学自由主义提供读者，因此一方面使至爲珍贵的经济学理性成爲“人民网”的被告，另一方面使哈耶克上升爲“哈克思”而成爲学术笑谈。雷颐不久前似乎对这种状况提出过忠告，王怡的一篇回复“杂文”却“杂”而不“文”，短期内看不出张维迎孤军奋战的状况是否会有所改变。法学的状况同样不令人乐观，随着法学和杂文的合流以及杜刚建等学者的陷落，“法学家”正在努力扮演“民众造反”的旗手。郎咸平事件的影响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性可以通过学者秦晖的反应上看出来。秦晖一直被认爲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左翼的代表人物，他最近的发言可以视爲左派思潮对自由主义的确产生了强大的道德压力。
我赞成秦晖先生所说的，左派在谈“假主义”这一判断；但我不同意他所说的右派在回避“真问题”这种说法。这种判断事实上恰恰在重复90年代新左派对自由派的指控，即把自由主义等同与江泽民主义。当秦晖批评“极右制度”忽视起点公平的时候，他的确把江泽民政权视爲“极右政权”了，这种分析也没有什么问题；奇怪的是，接下来他在批评“右派思潮”的时候，似乎又把江泽民主义等同右派思想了。这显然是在制造“假主义”，是在虚构话语前提，新左派指责的自由主义不是自由主义，除非秦晖先生指控的自由主义就是“哈克斯主义”。什么是“真问题”？真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真现实”，也包括中国的“真未来”。思想不是现实的奴隶，它必须拥有自己的超验品质。如果理论不垂听街道的呼声，这是一种堕落。如果理论仅仅就是街道的呼声，这是一种更大的堕落。仅仅迎合现实的理论恰恰是汉语思想的精神病症，这种局限表现在理论不被视爲对真理的追求，而仅仅被视爲爲民众正义提供指南和爲社会变革提供菜谱。另外，秦晖先生的“起点公正”一直具有乌托邦色彩，在中国的经验世界，根本不可能建立那样一种“起点公正”。中国政治史的全部悲剧就在于追求“起点公正”，这也是汉语正义的悲剧。我这样说不等于承认“邓江模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的全部观点是：在“邓江模式”和毛主义之间存在第三条道路，但在左派思潮和自由主义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是唯一的政治出路。
与自由主义的分崩离析形成对比的是，反自由主义思潮在官方赞助下“风起云涌”，并试图与“门前政治”遥相呼应：
──2004年6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室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举行《新自由主义评析》出版座谈会。官方“学者”如吴树青、吴易风、丁冰、智效和、房宁、杨斌、左大培等应邀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兼科研局局长黄浩涛主持。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社社长李其庆发言时指出，新自由主义是爲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它将导致“新帝国主义”，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与会同志”对这一点显然达成了共识。
──2004年11月9日，《光明日报》刊发长文：“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编审何秉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研究员李其庆，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原所长、研究员苏振兴，中国俄罗斯东欧经济研究会秘书长、教授田春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上述“学者”重复了他们在90年代关于自由主义的全部指控，并对此进行了描述性的总结。
──2004年11月18日，社科院“新自由主义”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我们应取的科学态度》一文，署名何秉孟、戎殿新、刘迎秋、李千、江时学、裴小革、阎小兵、顾俊礼、苏振兴、田春生等。报告说：新自由主义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并伴随着美国共和党总统雷根和英国保守党首相柴契尔夫人上台，逐步成爲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学；以“华盛顿共识”的出笼爲标志，新自由主义由经济学理论嬗变爲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在他们的影响下，皮诺切特将军实施了以开放市场和减少国家干预等爲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新自由主义在拉美蔓延既取得一定成效，更遭到严重失败。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文章最后“介绍”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专播的途径，并认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海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及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内外呼应，利用某些论坛，借介绍新自由主义之机，狂热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全盘西化。如疯狂叫嚣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棺材上钉上最后一颗钉子’的张五常，就是通过在某些大学乃至国家机关的讲坛大放厥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报告的结论是对新自由主义要部分利用并坚决抵制。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发表了《金融崩溃，政府垮台，社会动乱──阿根廷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四大政策的四个沈痛教训》一文，北京大学教授董正华发表《阿根廷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教训 ──中国应以此爲鉴！》一文，而康晓光通过《联合早报》发表了“民主化祸国殃民”一文……
把“皮诺切特将军”和哈耶克等同起来，这是上述反自由主义“学者”共同的逻辑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几乎不需要辩护。然而，反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归宿确实清清楚楚的，它就是要通过否定“皮诺切特将军”的“私有化”，而维护“皮诺切特将军”的“计划经济”──并必然维护一种以“群众专政”爲名义的军事独裁体制。中国自由主义不了解经济学，也不真正了解法学，这是中国思想真正的病症。目前对经济学的清算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批判几乎等于在批判他们并不了解的东西。中国只有政治思维（严格来讲仅仅是谄媚民众和权力的前政治思维），而没有经济学思维。佛里德曼和房宁谈的完全是两个问题──自由主义与“皮诺切特将军”有什么相干呢？看不见的手和江泽民元首有什么相干呢？自由主义和伪公正有什么相干呢？
中国自由主义从90年代的“贫困”到21世纪初的“危机”表明，自由在汉语世界扎根并成长是非常困难的。知识份子的机会主义是它第一个“内部敌人”，其次，它的外部敌人有两个，一是权力的压制，另一就是民众的造反。捍卫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要站在郎咸平的对立面，但一定意味着要站在张维迎、特别是杨小凯的立场上上。目前我们看不出北京新贵如何面对这场反自由主义思潮，但显然他们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左派和专制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利用这场争吵。中国自由主义如今面临着“被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命运。
2004年11月20日星期六
参考文章：
1、寻找第二条道路──任不寐评《秦晖文选》
2、理性的局限──任不寐评汪晖《当代思想史述评》
(原载《议报》第1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