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笔者认为，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与元老们的分歧，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较量”，大致可以接受。但是，将其提升为“民主派与专制派的较量”，窃以为过奖了胡赵。所谓民主派，必须是拥护民主政治才配得上这个称谓。但是究胡赵一生的所为，距离拥护和实行民主政治还十分遥远。胡赵从来没有提出过放弃一党独裁，从来没有提出过在中国大陆实行民主政治，他们的所有作为，不过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独裁专制，而作的小修小补。即使说到赵紫阳先生在八九民运中反对武力镇压学生，其实也只不过是在如何处理民运的手法上和邓小平意见分歧而已。当年的学生运动既没有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的口号，赵紫阳先生更没有这样的理念。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两个土八路出身的农民，对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几乎是一无所知，又怎能要求在他们的身上开始实行民主政治呢？对他们作出如此不合实际的评价，不是等于说偌大一个中国，居然找不出一个对民主政治有认识的人？岂不是对全体中国人一个极大的侮辱？
单拿赵紫阳先生来说，五十年代他在广东曾经是极左派陶铸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得意的学生。广东省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地方主义”等等曾经给广大广东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政治运动，受害者中包括了许许多多无辜的民众，也包括了许许多多曾经和赵紫阳先生一样，为共产党的理想奋斗牺牲的党内同志，赵紫阳均难辞其咎。并且正是由于在陶铸、赵紫阳手上“纠正”了叶剑英、方方等所谓“广东特殊论”的“右倾路线”，在广东土改、肃反中大开杀戒，实行所谓“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路线，亦即是每条村都要杀人流血才算过关。1951年5月开始，仅粤西区地主自杀已达1165人；1953年“土改复查”时，仅2月3日到3月6日一个月，自杀者又增805人，从中可见陶铸、赵紫阳在广东主持“土改”的恐怖。此外，陶铸、赵紫阳在广东搞的“反地方主义”牵连全省各级地方干部二万余名，很多人被打成“反党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余年。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来广州，陶铸、赵紫阳封锁消息，不让古大存知道。毛走后，古大存托李富春带一信问候毛泽东，同时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义”问题上的“错误”。事因毛泽东在第七次党代会上规定中央委员有权直接写信给他，此信被李富春转交陶铸、赵紫阳；陶赵两人竟然在省党代会上当着七八千人面前，逼着古大存当场签下“永不翻案保证书”，当众羞辱曾经和他们一样为共产党奋斗了大半生的革命同志。由此，两个人后来才得以踏着广东千万无辜受害者的血迹步步高升的。(详情请阅杨立先生“古大存沉冤录”、David Shambaugh博士“赵紫阳的崛起和陷落”等)。
笔者清楚地记得，当年中英会谈收回香港，导致香港人心惶惶，各行各业各民众团体纷纷北上向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反映香港人的忧虑。赵紫阳听得太多了，有一次不耐烦地公开反问：“我真不明白，你们香港人到底怕什么？……”，当时我在香港的报刊上看到一篇极具幽默和创意的文章，告诉赵紫阳先生香港人到底怕什么。文章说，香港人怕香港有一天会变成大陆的城市一样，人们随地吐痰、到处乱抛垃圾、随意横穿马路、搭乘公共巴士不排队，一拥而上、排队买票打尖、在公众场合大声讲话，旁若无人、在公园里脱下鞋子搓脚……；害怕无论办什么事都要走后门、害怕住医院开刀救命要先送红包、害怕不小心涂污了报纸或者讲错话会被拉去坐牢……。居然一口气列出了几十样香港人害怕的东西，而这些正是在当时的大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实。从赵紫阳先生对香港人的疑问看出，赵先生对这些“中国特色”早已经是见怪不怪，麻木不仁；反倒责怪香港人杞人忧天，少见多怪。由此亦可看出赵紫阳先生对西方民主世界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少了解，更遑论西方民主政治了。如此，又怎能对胡赵这样的土八路寄予民主改革的厚望呢？又怎能称他们为“民主派”呢？
至于余杰先生的文章“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将胡赵与元老派之争说成是“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及其爪牙们的较量”倒是说对了。百多年前清朝末年的中国社会和当今中共统治五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1,清末康梁的“百日维新”和后来中共胡赵的“改革开放”最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也不敢触动造成中国数百年来积弱贫穷的腐朽的政治制度，“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都□是企图在维护这种腐朽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自上而下的，对经济文化教育有限度的变革，实质上是维护这种腐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彻底地推翻这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政治制度。
2,由于他们都是致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过份地局限和依赖宫廷争斗，严重地脱离了人民大众。而光绪帝党、康梁以及胡赵的“改革派”势力又比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和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为首的共党元老势力小得多，因而注定要失败。
3,清朝末年和当今的中国社会的吏治腐败都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庞大的官僚架构中层层依杖权势而既得利益者，构成了“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的巨大阻力。当年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期间发下的许多诏书，均被各级官吏束之高阁，拒不执行，成了一纸空文。今天中国的情况大同小异，任凭“中央”发出多少指令，各方诸候闻风不动，或者经过层层过滤，到了基层早已大大走样，所谓“宏观调控”的实施就是一例。再者，任凭“中央”定出多少条例，杀了多少“委员长”、“省长”、“市长”，贪污腐败不但没有遏止，反而越演越烈，可见自上而下的改革已经行不通。
4,由于“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触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而改革和保守双方力量悬殊，腐朽顽固的保守势力最终都动用武力，使这种本意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变法维新”和“改革开放”流血收场。光绪皇帝和赵紫阳的被软禁，为这种百年历史轮回的惊人相似，写下了最沉重的一笔。
正是这沉重的一笔，令笔者对赵紫阳先生的不幸遭遇深感同情，并祝愿他早日恢复人身自由。讽刺的是，造成赵紫阳先生被软禁，失去人身自由的，正是赵紫阳先生为之奋斗一生并且竭尽全力维护的共产党独裁专制政治制度。笔者认为，对赵紫阳先生反对武力镇压八九民运，历史和人民都应该感谢他。但是，不等于说他早期追随毛泽东、陶铸的极左路线给广东人民造成的伤害，就可以一笔勾消。历史应该公正地纪录下每一个人的是非功罪。笔者认为，由于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罪恶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共产党独裁专制，所以历史亦不能慷慨地给予他名不副实的“民主派”的称号，更遑论什么“中国的希望”、“共产党的奇迹”、“理性地走在自由民主的大道上”等等。
政治是最严肃的科学，讨论任何严肃的政治问题，都必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容许参杂任何个人情感。吴弘达先生的文章里指出，对赵紫阳先生的过份颂扬，很多来自于“体制内人仕”，如今流亡海外的前赵紫阳先生的“智囊”，“顾问”，他们“基于主仆之谊，乡土之情献上敬意”情有可原。但是，笔者觉得如果认为赵紫阳先生当年倡导的有限改革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就大错特错了。吴弘达先生认为，“也难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御用的，吃皇家的饭，给皇家做事，主子得势跟着吃香渴辣，主子斗败跟着做丧家之犬，当久了奴才，若一时没了主子，就浑身不自在。……”。这段话虽然刻薄了一些，但却是鲁迅先生多次使用过的语言，对当今某些海外民主人仕根深蒂固的“体制内思维”猛喝一声，未尝不是好事。笔者也觉得，四十年代那种独立思考，渴望民主，无所顾忌，批评时政，作国家民族脊骨栋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经过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摧残剿灭以后，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除了个别有良知有理念有原则有水准的之外，已经很难找到像四十年代那样的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阶层。反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在英国的民主法治理念下培养出来的知识阶层，有比较中国大陆和流亡海外的民主人仕原则得多，理智得多的泛民主派，他们党内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党派之间的协同，对民主法治的尊重，为民主政治献身的精神，堪称中国民主运动的楷模。笔者感到如果这些当今的海外民运人士像刘宾雁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一个个变成“小毛泽东”，将来把这种“体制内思维”，把毛时代作风带回大陆，造成一个没有共产党的共产党社会，实非国人之福，故有此文，欢迎批评。@
24/10/04
(部分内容载于04年11月号“争鸣”杂志，此处是全文──笔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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