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仍在中国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无神论的辩护，旧世界的一切势力，老左派和新左派、江泽民和胡锦涛、朝鲜的金正日和新加坡的李光耀，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独裁者的朋友不是中国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独裁者不拿共产主义这个旗帜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由主义者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中国共产主义已经被世界的一切文明力量公认为一种反人类的势力；
现在是向全世界公开说明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北美各地自由派作者集会于网络，拟定了共产党宣言终结版，用网络、报纸、电台、电视、通信和电话公布于世。
一、共产党和社会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是阶级和社会成员合作的历史。共产党执其一端而滥觞于世。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有时候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有时候处于分工合作的状态，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更多的时候，革命之导致更残酷的暴政，导致革命权力对人民更残酷的压迫和经济的破坏。历史证明，暴力革命是社会改造最坏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方式把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尽管社会地位可以从某一方面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但这些对立从来不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不共戴天。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因为，一方面，阶级对立从来没有像共产党人宣称的那样激烈，另一方面，消灭社会分层的计划是十足的狂妄──没有任何一个新阶级不是利己主义者。共产党人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由于它把自己打扮成人类的先知，它以建设人间天堂为名在中国等地方建造了人间地狱。
但是，我们的时代，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
从清末明初的灾民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共产主义小组；从这个灾民群体中发展出最初的中国共产党人。
马克思的理论、绕过俄国的列宁和斯大林，给穷凶极恶的中国激进党人开辟了新天地。苏联胜利和中国民主理想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入侵、国民党的右倾和一般民众的愚昧，使革命、战争和杀戮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在经济方面，随着战争的发展，以前那种家庭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军事动员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民间抢劫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军队等暴力阶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政府部门和流寇的入侵而消失了。
但是，战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国民政府的垄断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军队和警察以及各方势力开始掠夺近代工业的生产成果。1928年以后，政府的大工业完全接替了工场手工业；政府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军阀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这是中共兴起的经济背景。人民的普遍贫困化为革命准备了理由和群众基础。
1949年以后，权力消灭了内部竞争并更彻底地统治了社会，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和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计划经济建立关闭了因战争结束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世界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只是增加了自己的资本，却把中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和世界局势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国民党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农村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是组成山大王政治中的流寇之一；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蒋介石政权和日本侵略者之间抗衡的第三势力，而且是日本军国主义赖以离析中国的主要政治基础；最后，从1949年建立政权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专制国家里夺得了重要的政治地位。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共产党战利品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尽管革命的作用不一定等于进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人性的、文明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安排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传统伦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敌人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政治搏斗，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剿肉机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使用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谋财害命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抢劫代替了由宗教信仰和经济自由支撑着的文明。
中国共产党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不需要出钱招雇的义务劳动者，并把抗拒者毁灭在五七干校和劳改营中。
中国共产党撕下了罩在革命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统治关系。
中国共产党揭示了，在过去深受统治者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高的成本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挥霍人的活动能够取得甚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秦始皇、德国的希特勒和苏丹的奴隶主的奇迹；它在和平时期完成了完全类似于于民族冲突和军事战争的死亡记录，而且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前者。
中国共产党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破坏，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自由的生产方式，却是其他的一切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破坏，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共产党中国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稳定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被斗争了。一切自由的和和平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狼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计划经济和十年动乱使共产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受到巨大破坏。不断扩大权力占用的需要，也由于重新分配资源的需要，驱使中国共产党开始于1978年“改革”。新政权必须到处投资，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贸易关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党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这一进程，结果使改革越来越成为党的个体权力以市场和黑社会形式的疯狂谋利过程。
中国共产党，由于进入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毛派势力大为惋惜的是，中国共产党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989年伟大的民主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的人权问题从镇压悲剧之后开始成了国际社会的问题。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民族主义几乎取代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种共产党的文学。中共只是想让自己在世界市场上赚钱，却坚决抵制世界的主流文明。这是注定要失败的。
由于互联网络的迅速改进，由于通信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传输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中国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和专制黑暗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网络时代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这种文明，即变成网民阶级。一句话，它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过渡中的世界。
中国共产党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但却反对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份居民无法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共产党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农民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东方。
江泽民上台以来，这个新分肥集团日甚一日地掠夺生产资料、财产和侵犯人权。它使城市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公开以腐败的方式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习惯、不同派别、不同发展水平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新党魁、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权力利益和统一的精神气质的统一的既得利益集团。
共产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破坏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破坏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环境的破坏，市场的消灭，暴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对内压迫，对外的战争，原子弹的开发，整个整个地区的开垦，河川的污染，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政治里蕴藏有这样的破坏力呢？
由此可见，共产党统治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暴力，是在“革命和建设”中造成的。在这些打砸抢运动中，所有的社会关系被消灭，因为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专制了。它变成了束缚专制的力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垄断以及与国家垄断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共产党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继续进行着类似的运动。共产党的经济垄断和经济瓜分，改革开放重新确定的腐败关系，这个曾经赤裸裸抢劫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并消灭了交换手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像一个刽子手一样支配自己用刀与血保卫抢来的财富并镇压民众的造反。几十年来的改革和开放的历史，只不过是中国权力阶层从集体占用国家资源向个体权力重现分配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投资过热中越来越危及整个权力私有化的经济危机就够了。在经济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份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份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投资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投资；仿佛是房地产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甚么缘故呢？因为权力控制投资，不管效益，投资越多，寻租的机会就越大。这些投资形成的项目从开始就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反，这些无效生产已经造成了银行破产和土地、能源的耗费。民营经济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和权力经济联合，就使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陷入混乱，就使共产党集体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共产党的集体所有制已经太危险了，再不能容忍这种内外结合的瓜分。──中国共产党用甚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像朱熔基和温家宝一样搞“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就是开辟新的能源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能源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用来推翻国民政府的武器，现在却对准共产党自己了。
但是，中国共产党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失地农民、失业工人、法轮功等宗教信仰群体和自由派知识份子。
随着改革和开放的发展，中国抗议群体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农民和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对瓜分资产有利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由于投资危机及其暂时性控制，这些人甚至是找不到机会把自己零星出卖的人，他们连商品都不是，只是国家废弃的物品，所以他们更彻底地感受到社会的一切变化、一切滥用权力的影响。
由于国企改革的推广和城市建设、工程建设对土地的掠夺，城乡弱势群体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生存的能力，因而“胡温新政”对他们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城乡弱势群体变成了改革开放的牺牲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并以拖欠工资的方式欺负他们。而更多的人连这样的工作机会也没有。因此，花在城乡弱势群体身上的费用，竟然低于维持人的生活和延续人的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是同它的腐败费用相等的。因此，城市经济越“繁荣”，越使人感到厌恶，普通人的工资也越减少。不仅如此，腐败越严重，分工越细致，对劳动量的需求也就越减少。于是穷人越来越多，而商品越来越贵。
现代分肥事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政治局委员的家族企业。挤在街道上的城乡弱势群体就像退伍军人一样被甩出来。他们曾是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普通士兵，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或大学教育。他们不仅是共产党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警察、黑社会、首先是受各个种流氓势力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把发展宣布为硬道理，用稳定压倒一切，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网络时代的一些新兴产业，对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技术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网络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拉断了中国社会，它使中国城乡弱势群体进一步边缘化。
当一个农民或城市居民好不容易经营起一个小买卖，当他们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辛苦报酬的时候，马上就有共产党豢养的另一部份人──警察、城管、税吏、居委会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城乡弱势群体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和权力经济竞争；有的是因为各种权力的压榨和骚扰使他们无法正常经营下去。城乡弱势群体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城乡抗议群体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共产党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某一村的农民，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农民和工人，同直接掠夺他们的单个权力作斗争。他们不仅仅上访，而且有时候拦铁路；他们也到天安门广场自焚，力图唤起中南海大人物的注意和同情。
在这个阶段上，抗议者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大规模向北京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最高权力部门集中在北京的结果，当时“胡温新政”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容忍城乡弱势群体有限度地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城乡弱势群体不是同党作斗争，而是同党的基层组织作斗争，即同专制政治的仆从、地方官员、警察、企业主和小流氓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掌握在“新政”的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胡温新政”的胜利。
但是，随着腐败的发展，城乡弱势群体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网络使他们的声音不再被封闭，一些律师、作家、知识份子也开始直接进入到“门前政治”当中来。党内斗争、特别是未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危机，使镇压越来越不自信和统一。单个工人和单个权力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我们相信，不久以后，城乡弱势群体将开始成立反对共产党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房屋、孩子和女人。他们甚至会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抗议者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抗议者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信息时代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抗议者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政治斗争。而一切门前政治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989年民运靠自行车需要几天才能达成的公开信，现代的维权运动利用鼠标只要几分钟就可以达到了。
中国抗议运动组织成为现代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残酷镇压和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要产生的，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共产党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抗议者的个别利益。成都的李思怡案件、广州孙志刚案件就是一个例子。
旧体制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政治抗议运动的发展。中共处于不断的权力内战中：最初反对四人帮：后来反对两个凡是；经常反对一切的所谓外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一切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都不得不向人民呼吁，要求人民援助，这样就把人民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共产党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人民和网民。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专制的压制把很多知识份子和政府官员（如焦国标和黄金秋）整批成员抛到体制外抗议者的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政治异议运动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政治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份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抗议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份人转到共产党方面一样，现在共产党中也有一部份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份共产党精英人士，转到政治抗议运动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共产党对立的一切运动中，城乡弱势群体和法轮功是真正有力量的运动之一。其余的力量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趋消沉或正在重新盘整，但城乡弱势群体的抗议却是改革开放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官僚，他们同共产党没有直接展开斗争，他们甚至需要这个体制，他们的存在和发展很多是通过腐败实现的。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体制制造的腐化的部份，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抗议运动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犹大的勾当。但是出卖可以破坏革命事业，却不能破坏自由主义的事业，因为自由与密谋无关。
在城乡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中，文革时期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那时候他们没有财产，现在他们连工作也没有了。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共产党高官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法律、道德、政策，在他们看来全都是共产党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共产党的利益。
过去共产党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现在中国的无产者又回到了共产党起家的地方，他们同样打算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他们同样没有甚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国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共产党的一切运动都是表明为着夺取政权的运动。现在的政治抗议运动会有所不同吗？同样由于毫不妥协的镇压，今天的无权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最后必然要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而在几十年以前，现在的上层曾领导他们这么干过一回。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中国的一切王朝都是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础上的，其理想都是建立起点公正。过去的统治不能再被容忍了，直到新的统治变得同样不能容忍。情况总是这样的，人民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情况总是这样的，统治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情况总是这样的，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情况总是这样的，新一轮政治改造再周而复始……
每个专制统治都产生生产着它自身的掘墓人。如果说，国民党的灭亡和共产党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那么，共产党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经济决定论过高估计了它对人的决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一个彻底的政治谎言。由于人的普遍局限性，共产党的胜利只是财产占有者的换位，而不是政治本身的胜利。政治抗议的文明方式就是抛弃共产革命的方式，抛弃掘墓的方式。抵抗是对的，怎样抵抗仍是一个中国问题。
二、无权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权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是同其他现代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权阶级的利益相同的利益。
他们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欺骗无权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权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权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自己夺取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权阶级和专制政治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专制政治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专制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份；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专制统治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权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专制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共产党成为明确的有产党，维护共产党的统治，并坚决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反人类文明、我们眼前的反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文明成果，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革命者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所有人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共产党权有制是建立在内部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残杀上面的产品支配和占用的不是最后而又不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建立权力占用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辛亥革命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辛亥革命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所有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共产党创造出更大的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公民个人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自由市场条件下增加起来的个人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劳动的合作中运动的──这与我们共产党有甚么关系呢？让我们来看看共产党与市场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共产党人，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没有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没有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别人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仅是一种个人力量，而且是一种社会力量。但不是共产党的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共产党的、属于共产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而是把个人财产变成共产党的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获得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共产党统治下的雇佣劳动。
国家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低于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不仅如此，雇佣农民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甚至不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一度打算（如大跃进和文革）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使任何占有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拒绝为党劳动。我们要消灭任何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和农民有时候还可以为自己而活着，我们必须做到只有在党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占用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党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现在透支未来，在资本主义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因而活动着的个人也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共产党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解放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解放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共产党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镇压，自由挥霍。
但是，公有制一消失，自由挥霍也就会消失。关于改革开放的言论，也像我们的共产党的其他一切关于公有制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无名财产的买卖来说，对于把集体占用权变为个体权力所有权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自由主义要消灭公有制欺骗、消灭权力占用制的生产关系和国家垄断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自由主义要消灭公有制，我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我们的现存社会里，公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公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公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保留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不对，我们不完全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能变为可以维持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共产党财产的时候起，个性自由了，但党性就受到威胁，党的利益就可能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自由主义的个人解放。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党员占用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其他所有社会成员利用这种占有去解放他人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社会主义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覆：一旦没有军队镇压，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 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党的所有制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公民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自由主义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人。但我们要把人训练成螺丝钉，训练成工具，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市场自由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我们的观念本身更是共产党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我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我们这个先锋队的意志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