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于依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获得革命成功向来是直言不讳的，他们的领导人，长期以来就是把新闻媒体作为一种制造舆论、控制思想的工具。在当年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以它鼓噪“民意”兴风作浪，配合其武装暴力斗争；当它大权在握以后，又以舆论一律，万马齐喑，掩饰其恐怖的专制暴政；即便是在被看作“开放改革”的近二十多年，当权者还是竭力用“舆论导向”的方式，试图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任何挑战中共这种意识形态政策的人，都被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定性为反华反共的敌对势力，……因此中国的监狱中一直关押着世界上最多的新闻工作者，中南海当权者一直被国际组织评为世界新闻自由的公敌。所以，从本质上看，中国共产党和新闻自由是不共戴天的，两者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尽管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乃至官方的网站，在形式上具备了新闻媒体的大多要素，但如果从性质和主要功来比较，它们能除了是“政府喉舌”、引导舆论的“宣传工具”之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媒体。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确是玩弄新闻的“高手”，它几乎是集世界上所有政治团体掌控新闻媒体之大成。即便它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它依然有本事可以让受害者对它他感恩戴德；每一次发生史无前例的人祸灾难，竟都变成的中共及其各级领导人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宣传；即便它连连酿成惨绝人寰的劫难－－和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竟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照样大言不惭地标榜自己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正是这种莫此为甚的厚颜无耻宣传，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重要基础。几十年来它成功的向几代中国人灌输了党文化的意识形态，其毒害之深重之广泛，不管党内党外，无人能够幸免，用著名作家王若望先生的话来讲，我们几乎都成了“大大小小的毛泽东 ”，中共最大的罪孽就是破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令中国人的精神基因发生了胚变。正因为如此，中共向来把舆论宣传视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也是它们夺取政权和维护统治的“法宝”。
中共对玩弄新闻手法之高，更多的表现在它的对外统战方面。西方社会，尽管情感上不喜欢、也明白它本质上完全是新闻自由的死敌、甚至明明知道它在移花接木、偷天换日，利用新闻媒体的形式作掩护进行着情报信息战，或者利用新闻自由的制度环境煽动仇恨、挑拨族裔关系、大肆干涉所在国的内政，但还是必须誓死保护它的言论自由权利，还必须把它当作“正常的媒体”来接待。实际上中共宣传机器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漂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新闻媒体，令不少人受骗上当，以为中共的媒体与西方权威的媒体出现在同一个记者会或新闻发布会上，便误以为它也是正常的新闻媒体了，……殊不知，中共在历史上就曾以这种方式，主导了国民党政府败亡的舆论环境，如今它又在国际舞台上跃跃欲试，施展着同样性质的拿手好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中共政权用于媒体控制的资源大大增加，其对海外媒体的渗透、统战也与时俱进。诚如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讲座教授吴国光最近指出的那样，近年来由于专业化、商业化的“包装”，中国政府的宣传越来越趋于“精致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加强其宣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门。除了用“拉出来打进去” 的传统方法，继续向被作为“敌对势力”的媒体或西方权威媒体进行渗透，同时因财大气粗了，也开始直接或间接的投资海外办各种形式的媒体，这种情况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回归之后，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互联网媒体中尤其突出，我将这种有特殊背景的宣传机构，称作“特殊媒体”。
一个时期来，这类 “特殊媒体”，除了在海外华人社会呼风唤雨“营造舆论”，其“出口转内销”的技巧，也被广泛的运用在引导国内舆论和影响高层政治权力斗争方面，利用特殊的消息来源，对有关新闻焦点发表敏感消息，既有政治气球的试探功能，又能为它在报道中国问题上赢得“独家”信誉；此外这类媒体也会以发表异议人士的作品、甚至报道政治反对派的消息，把自己打扮成包容多元化的媒体，实际上它变成了消化国内外异己力量的通道，甚至是一个陷阱，藉此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为它的真实目标服务。
这类“特殊媒体”的真实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小骂大帮忙”。这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色之一，如果讲它在中国国内的主要功能是 “帮凶”，在海外就更多的表现为“帮闲”了，因为它包装得非常专业非常精致，令许多人不知不觉地中了毒，甚至还称赞其办得成功。他平时的“骂”其实是一种铺垫，与西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言论自由完全是两回事，其目的是为了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大帮忙”准备的，所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日里韬光养晦，只有在其主子需要的时候才出手，届时就能起到中宣部椭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