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政府收紧了对意识形态和宣传领域的控制，政法系统亦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监控。这是否意味着“胡温”新政尝试挽救中共命运的失败？
“戈氏”在成为戈巴契夫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戈巴契夫先生是谁？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先生试图通过改革解决苏联社会问题、尝试挽救苏共逐渐趋于衰落的努力和苏联最终走向解体、苏共最终走向衰亡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也不是一对矛和盾的关系。所谓积怨太深、民怨沸腾、利益集团已走向其最初执政理念的反面。执政者道义合法性资源丧失殆尽等。恰恰是由于戈尔巴乔夫以及苏共不能进行有效的改革及其改革的反复、曲折、倒退、流血、流产和夭折才最终导致了苏共的衰亡与苏联的解体。
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戈氏不仅不是苏共的叛逆，戈氏挽狂澜于即倒的顶天立地所为实乃苏共的孝子贤孙。改革者于改革事业，其悲剧性的结局往往是由于形势的演变和发展常常背离改革者的初衷。最后，形势使然往往迫使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上的改革十之八九如此。
一个社会和时代改革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来自改革者内部。改革的颠覆性力量往往是占据多数与优势的守旧势力。一个多少想做一些有益于改革与进步事业的人总是首先要消除来自内部的守旧势力对自己的敌视和仇恨。
邓小平先生最忌讳人们说他是中国的纳吉和中国的赫鲁雪夫。朱镕基先生则最忌讳人们称他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胡锦涛先生是充分吸取了胡耀邦、赵紫阳个人悲剧空留遗恨的教训还是乖孩子和好学生又一个平庸时代的来临？
朱镕基先生不懂政治。从“6.4”之后“劝君王‘杀’字休出口”到当看到舞台上商鞅被车裂而死时潜然泪下，从就任国务院总理时“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到“准备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最后一口留给自己”，从台湾大选前对民进党陈水扁的强硬与恫吓到反倒帮了民进党陈水扁的当选，从赴美访向前“给美方消消气的‘消气之旅’”到美方误炸中国住南联盟大使馆后的下不了台，从几乎被迫离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到深究厦门远华腐败大案，从三年基本解决国企问题到“我不懂政治”的感叹等等等等。这些都无不反映出朱镕基先生的至真至情。
如今，胡锦涛先生左右逢源、“张驰有度”、“宽严相济”、无懈可击的背后是中共必须要牢牢把握住社会形势和中国时局发展演变的主导权。从重提“两个务必”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从 “树立宪法权威”到“人权与私产入宪”，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到“科学发展观”，从“反腐败”到“艾滋病问题”，从“善待民营企业家”到“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从“萨斯”病问题再到“戈氏是罪魁”，从“和平崛起”论再到“反分裂国家法”等等等等。那种以牺牲社会良心为代价换取社会稳定和专制利益的作法十分不道德并有百害而无一利。当和平、理性的声音不容于执政者的时候，革命、暴力甚至恐怖和枪炮的声音就会随之响彻天地。
改革是对旧有体制的修正甚至革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者总是被作为旧有体制的异已分子受到种种猜疑和排斥，旧有体制本身亦难容纳、接受改革者。因此，改革的成功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
2004年12月25日
(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