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胡锦涛四中全会上关于意识形态的讲话，其实，他的话的本质就是要国民对什么负责的问题。后来在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他又一次讲这些话；宣传口的刘云山又多次对这些话做了发挥；《人民日报》发表金锵的《牢牢掌握意织形态工作的主导权》；又发表郁晓的评论；《求实》杂志的《不断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的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发表《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的讲话；中共中央还出台了《关于把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的意见》、《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这都是围绕着捍卫意识形态所采取的步骤，是胡锦涛的救党努力。
仅说意织形态我们是不能直解它到底是什么的，共产党就可借着对意识形态的神圣来蒙蔽人民，然后用大棒威胁、打击觉醒者。
若我们对意识形态做出还原呢，一下子就能让人看清：被共产党神圣化的所谓意识形态，不就是让人以什么来做生命存在（活着）的出发点吗？或曰：人活着到底应该对什么负起责任？
让我们来看看胡锦涛在四中全会上是怎么说的吧：“境外敌对势力，媒体大肆攻击我们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制度。而国内媒体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人权，新闻自由，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国体和政权。”短短的一段话，胡锦涛就已把他，把共产党要对之负责的对象表露得清清楚楚----
他要对之负责的对象就是：（1）国家领导人；（2）政治制度；（3）四项基本原则；（4）国体；（5）政权。共产党要对某些对象负起责任，就要以对另一些对象的讨伐为条件，这是他们的二分法和矛盾说所不能摆脱的局限。
那胡锦涛们要讨伐，要牺牲的又是什么呢？他说的也很坦白，那就是：（1）境外敌对势力；（2）（国内外的）媒体；
对这些人的何种行为实施讨伐呢？那是：（1）他们大肆的攻击行为；（2）他们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3）“西方的”人权观；（4）“西方的”新闻自由；（5）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6）对中国国体、政权的否定。
从这段话来看，胡锦涛知道他的所好与所恶，也清楚他指的境外敌对势力是哪些人，他谴责的是国内的哪些媒体。他清楚自己是想牺牲什么成全（负责）什么，他也清楚他是向什么对象提出这种要求的。
可是，他知道他的所好所恶，他要讨伐要负起的责任都仅仅是他个人的主观态度吗？可任何事物之做为事物并不是由什么人的态度决定的，而是由事物本身的存在，性质决定的，因而它们之当受讨伐还是当受负责应由它们是什么本质来做判定，是看行为是否违反其本质。任何人的，任何一群一帮人的态度都是个别的，只有自身有效性，而事物的性质却是普遍的，怎么可以拿只对自身的有效性来做普遍的标准呢？
他知道他那些“要求”所要加之的对象是已经的，其性质是不变的，因而它们应负的责任早在它们来世界之时就已经被先天地规定了吗？----
责任就是----“是”，一事物是什么，就对什么负责。
他知道“敌对势力”这个概念的两面内涵吗？他不知道！
做为势力，不管敌对不敌对，都必是一种客体，做为客体它本身只是它本身。
“敌对”仅是评判者的一种态度，或用态度做的评判，并不是它本身的性质，因而是不是敌对不仅可能与它自身有关，也可能是由评判者的立场所决定。
胡锦涛说出这些话来，这些话就转变成政权的路线而对社会发生影响，因而他首先应该澄清若对他的讨伐和责任做还原的话，被他列为“敌对”的那些势力，他要为之承担责任的那些对象，将被还原成什么？这最重要的一点，是胡锦涛的智慧所无能为力的。
他不知道他的“敌对势力”仅是人的主观立场，所以判定什么是“敌对势力”需要一个根据，一个标准。这个根据是什么，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是他所清楚的吗？他采用的标准能够还原进做为客体的“敌对势力”的还原之中吗？二者是同一个世界中的，具有同一个本质吗？只有这样，他的为之负责，他的“敌对势力”这些说法才能成立。这却是胡锦涛未曾想过的----
这些思想对于胡锦涛还是天书。
这个问题是一门学问，而胡锦涛说的话却只是一个个别立场。
学问所面对的是客观世界中的对象，而立场却只是主观的意志。
学问和态度分属两个不同的世界，是人的两个不同能力，各遵循不同的规律：学问仰仗认识能力，追踪的是客观对象的因果联系，服从的是认识论规律；
而立场只是意志的表达，服从的是选择律，属于意志自由问题。
学问要解决的是结论的真伪，学问能保证立场、态度的正当或不当，学问的获取要依靠求证，而证明所遵循的是人类共同理性的规则（即逻辑原理）。而胡锦涛的责任仅是主观的，因而就是个别的立场，至多有个顽固或是脆弱，它是任意选择的，既可以右也可以左，既可能对也可能错，它没有普遍效性。
人对自己的意志是个感觉关系，因而意志被体验为自由。
而学问是对必然关系的求索，所以学问是保证意志正当与否的α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