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别山支脉的一个山间小镇上,有我们本家一个远房亲戚,和我同辈的小孩都称呼这家亲戚为二爷。二爷有个闺女,48年正是芳年18,外貌长得端正清秀,两颗水灵的大眼睛、微笑时两腮的莞尔,显得十分可亲可爱。在那兵荒马乱之年,二爷为了女儿不至遭到意外不测,就于48年初把女儿送到我们家寄住,以暂避山区世乱。虽然她只大我六岁,但按辈分是我的姑母,所以我是口口声声叫她小姑。那时我是12岁的男孩,尚未脱离童幼之性情,总是把她当大人看待。或听她讲解书中之趣谈,或帮她拉绳架干晒衣服。有时还从她那里得到一两块小糖,甚为喜欢。
小姑虽然家住山沟小镇,由于是独生闺女,家里还是倾全力供她读完了初中。在她寄住我家的绝大部分时间中,都是在读书,她几乎读完了我爸爸(中学教员)在家中收藏的全部书籍。
一天,家中意外来了一个陌生人。他脚蹬一双草鞋,黑色长裤的裤腿直挽到膝盖,上身着一件白色中式粗布上衣,看上去不过二十岁。他一进门就冲着妈妈问:“韩同坊在家吗?”妈妈点点头,立刻将爸爸从房间叫出来。爸爸从房间一跨出就主动介绍说:“我是韩同坊”,并招呼客人在堂屋坐下,递上纸烟。妈妈给客人端来茶水。客人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是上街来卖菜的,顺带受我们杨队长的派遣,来贵府通知你一桩重要的事情。”
妈妈一听话音不祥,立刻招呼我进房去。我进到房里,看到小姑正竖起耳朵,贴近隔间的篾席,摒住呼吸静听外面的谈话。我也走到她身边,把耳朵凑到篾席边。
那位自称卖菜的人说:“我们杨队长要我告诉你,韩玉英(小姑的名字)可以住在你们家,但只能呆在这儿,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准去。如果我们的人马进了城关,杨队长见不着韩玉英就拿你是问。你们看到了城东门操场上的那些人头了吗?(见《摸秋》一文)到时候,杨队长不是拿你韩同坊一个人的人头是问,是要拿你们全家人头是问。”
爸爸一声不语,空气就好像凝固起来了。半饷,卖菜人跟了一句:“听清楚了没有?”
妈妈在一旁忙说:“听清楚了。我们保证韩玉英不离开城关。”
卖菜人紧接着说:“那好。韩玉英现在在这儿吗?杨队长要我必须亲自见到她。”
妈妈立刻招呼小姑出房间来见客人。我看着小姑吓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万般无奈地跨出房门。她站在房门口,低着头,一声不语。卖菜人又把刚才对爸爸说的话重复了一遍,问小姑:“听见了没有?”小姥无奈地点点头。
卖菜人立刻起身告辞。爸爸直把他送到大门口外。我在背后看到,那人挑起放在门外的一担菜箕,菜箕的一头有两捆素菜,另一头放着一个瓦盆,瓦盆中有十几个油炸狮子头。爸爸一直把他目送到人影消失。
爸爸回来后,一脸苦色,半天不语。其时,小姑正站在堂屋的一角,拿着手绢哭泣抽噎。妈妈说:“不要哭了,哭也无济于事,赶快想个办法才是。”这时爸爸才告诉小姑,两天前刚刚给她在上海的三叔去信,要他设法派人来接她去上海。这时,小姑哭得更厉害了,大声抽泣地说:“我不能连累你们全家受害。”
经过一天痛苦无奈的挣扎和斟酌,第二天爸爸又重新给上海的三叔(我叫他三爷)去信,说明原由,告诉他韩玉英只能继续呆在我们这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越来越明显,国民党政权看样子是大势已去了。一天,那个不速之客的卖菜人又跨进我们的家门。爸爸主动迎上前去,并伸手和他握手。爸爸把他引进客厅就座,递烟沏茶。客人没有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是受杨队长派遣,来见韩玉英一面。”这时,小姑正好不在家,到南门外的二伯家去了。爸爸叫我立刻去二伯家把小姑叫回来。其时,我正光脚在院子里玩。我知道事关重大,鞋子也没来得及穿,拔腿就跑出门去。当时,县城大街还是鹅卵石铺垫的,我高一脚低一脚、连踢带绊、跌跌撞撞跑到二伯家,把小姑叫回家。小姑一到家,那位客人就动身离开了。
客人一走,妈妈忙着打水让我洗脚。这时才发现我的左脚上全是血,仔细一看,我的左脚大拇指的指甲盖几呼全裂开了。妈妈心痛不已,一定要搀着我,一瘸一拐去邻近的诊所。包扎后多日不能穿鞋,而且留下了终生痕迹。
1948年临近年终时期,长江以北、苏皖一带的大小城市都岌岌可危了,或是处于共军攻势的前哨,或是处于共军的包围之中。一天,我们家突然又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过,他很有礼帽地称呼我的父母为韩先生、韩太太。他说明是受均衡(即小姑的三叔)先生之重托,专程从上海来这里接玉英小姐,并带来韩均衡的亲笔信。
爸爸展开书信,仔细阅读。信的大意是:国民政府正在准备撤退,以长江天险为屏障,据守江南。如果长江守不住就撤到台湾。现每天有轮船去台湾,他计划把玉英接到上海后一道去台湾。
这会,刚刚有了一点安定气氛、静待江山易主的时刻,一下子又被搅得风浪骤起。爸爸、妈妈面临一场生死的决策,小姑面临一生前途的决策。
爸爸把小姑叫到面前,介绍从上海来的张先生,详细讲述了三叔的信,之后说:“玉英,你还是跟张先生一道去上海吧。我和你嫂子可以带藕⒆尤ネ钗骰蚴歉幽夏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