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被捕入狱后第二个月，妻子袁震被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次日袁震就与世长辞了。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吴家的门，要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他俩看到来接的汽车是医院的，预感到不祥。当来到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绷着脸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接着嚎陶大哭起来。懂事的小彦透过哭声追问说：“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又放声大哭。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个专案组的像是头目样的人走过来，对两个孩子大声喝斥：“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两个孩子被吓了出来，连死去的父亲也没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那是父亲最后的遗物。
失去父母的小彦、小彰，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他俩相依为命。小彦自幼是个父母钟爱的娇姑娘，从吴晗被批斗、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妈妈和弟弟。父母相继去世时，她只有十五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两人的衣食，照料十一岁的弟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抑郁寡欢。
1973年6月，小彦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她还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
“四人帮”一伙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那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当天开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却硬说小彦是装病装疯。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脚镣，她阑尾炎痛，就只给止痛药吃；她哭就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一间能住十几个人的牢房里，经常对她进行拷打。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小彦在狱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残，精神分裂症加重起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刚满二十二岁的小彦，又一次选择了死作为最后的抗议。
摘自《生活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