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些中国新左派文人对桑塔格的大力推崇，却是有点时空错位、一厢情愿的味道。桑塔格在西方一直被视为左派知识分子，是以反美反战著称的，这一点似乎很得中国新左派的赞赏。但是，此左派不是彼左派，在自由精神熏陶下，总是批评自己祖国的美国左派桑塔格，骨子里，和中国新左派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本质区别，从桑塔格不愿再去中国访问这一点，就可见出一斑。
按照桑塔格自己的说法，她与中国有“特殊的联系”，因为她的父母在那儿住过。 桑塔格的父亲是纽约的一位犹太商人，三十年代时曾经在中国经营裘皮生意。桑塔格的父母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回了美国，桑塔格出生后他们又回到了中国，她的父亲甚至是在中国去世的。
在接受中国作家贝岭采访时，桑塔格说：“即使没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经历，我也会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一个对世界感兴趣的人怎么能对中国不感兴趣呢？ ”
出于对中国的兴趣，桑塔格在七十年代里，曾经两次去中国访问。那时，她是一个自由不羁的前卫青年艺术家，激烈地反对越战、支持古巴革命，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向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她的中国之行被视为“政治朝圣”。
结果，她发现自己受骗了。2000年7月，桑塔格在伦敦接受Evans Chan的采访，在谈到“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这个题目时，回忆了她当年的中国之行。
“我记得，1973年1月我去中国旅行，正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指派给我的一个女翻译关系很友好。……她是一个可爱而又惊恐的中年女性，在文革中失去了丈夫。我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在朋友家。”
这位目光异常敏锐的美国女人，坚持要看看这位中国女翻译的住所，结果真相清楚了，原来这位女翻译就住在宾馆的一个地下室，一间小得像壁橱一样的房间。在成为好朋友之后，两位异国女性有一次深入心灵的对话。
“有一天，这位女翻译暗示我她住的房间安装了窃听器，然后邀请我外出散步。她用柔软的英语非常迟缓地问我：‘你是否……看过……一本书……叫做-- 19……’当我听到‘19’这个词时，胸口顿时感到疼痛。我知道她将要说什么。‘--84。’ ‘1984，’我重复了一遍，心里更为烦乱。‘是的。’她微笑着说，‘中国就像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