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已是一种供需关系
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既经历了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也经历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种独特的双重经济体制的转型，产生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所谓的权力资本经济（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并由此衍生了一批权力资本家（Ｐｏｗ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ｓ）。
在权力资本经济的主导下，经济竞争的最重要资本和最主要形式是权力，而不是市场、资金和技术。众所周知，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陆的政治竞争一方面存在无序、无常和无形的特征，但另方面，官本位却始终是政治游戏的有序规则，即小官服从中官，中官服从大官，有官就有权，有权就有一切。推行市场经济之后，这种政治竞争的官本位开始演变为经济竞争的权本位，权力的大小成为市场竞争成败的主要因素。
必须指出，在目前大陆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权力比官位更重要，权力与官位不一定是成正相关的关系。因为一方面，有权不一定有官，而且权越大并不等于官越大，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钱的商人就意味着拥有权力，但有权的商人就不一定有官，这是江泽民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一大区别；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强制政府官员不得直接经商，以及军警部门必须退出商界，所以并不是所有官员的权力都能转化为金钱，而且并不是所有官员享有经济资源，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并不是天然的产物。官－权－钱的转化需要特殊的文化基因、政治气候和经济杠杆，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批推动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利益集团，即所谓权力资本集团或权力资本家。
大致而言，今日大陆的权力资本家起源于四大集团，根据何清涟的研究，他们成为大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最大的受益者。一是管理国有土地、计划指标和金融资源的主管，他们控制计划内土地与物资的审批大权和国有银行资金的使用权，其牟利的手段是收受贿赂、贪污公款；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他们利用国有资产的流失，从中牟取暴利，同时利用"金蝉脱壳"之术，用国有资金另立数家私有公司，借此转移国有资金，另立门户，但仍然擅用国企资金支付私人公司的巨额公关费用；三是权力与金钱进行交易的中介者，包括退休官员、现任官员亲属、社会能人等，他们成功地将官员的权力转化成金钱，成为官员傍大款的中介，其中所收取的"中介费"，往往使他们一夜无本暴富；四是海外中资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利用公款炒股、炒外汇、炒房地产，尤其是通过大量走私暴富。根据统计，目前代表权力资本集团的人数已高达４５００万，而代表经济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人数则分别只有４４０万和７００万。
这一权力资本家集团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个东方文化现象。根据流行的解释，大陆腐败的根源是中共专制，权力缺乏监督，媒体没有自由，并认为洪水猛兽般的腐败是中共政权的死穴和克星。但问题是为什么大陆社会经济在腐败的长期吞噬之下，不仅没有崩溃，而且日益繁荣？同时，为什么属于民主社会的日本、南韩、印度和菲律宾，仍然腐败横行？由此可见，腐败与民主并不一定存在负相关的联系，也就是说，并不是越不民主，越腐败，或者说越腐败就意味着越专制。这就促使人们从文化基因中寻找腐败的根源，同样也需要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大陆的权力资本家。
其实，目前大陆社会"全民皆腐"的现象已经表明，腐败已形成供需的市场关系，无权的将金钱、色相、知识、灵魂或其它资源去变现为权力，成为腐败资源的供应方；有权的则将权力转化为金钱、学位或者各种形式的市场要素，成为腐败资源的需求方。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方文化的语境中，腐败是关系的现代术语，搞腐败只是搞关系的翻版而已。于是，在大众的价值观中，有关系、能腐败恰恰是有能耐的象征，多数人并不引以为耻、或认为有罪，而是引以为荣。所以，即使大陆今后实现了民主化，至多在量上限制腐败，但难以在本质上根治腐败，就象民主化了的印度和南韩那样。由此也表明，目前大陆制度性、糜烂性的腐败，并没有在根本上阻碍经济的发展，相反，根据文化经济学的原理，这种东方的腐败文化也许有利于官民之间、官商之间和商民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和谐、以及政经协调，并提高交易效率、减少法律成本。
⊙ 资本外逃、挥霍、排它
问题的关键是，这一权力资本经济到底是属于计划经济、还是属于市场经济，或者是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也就是说权力资本的受益者是否会为大陆的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呢？
很显然，权力资本经济已不再属于计划经济的范畴，因为整个大陆的原始积累过程是无计划的"掠夺"，多数政府官员、国企经理、权钱中介、海外中资等，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已经对政府的规范无所顾忌，过去计划经济的"绵羊"，已经成功地冲出计划经济的牢笼，成为唯利是图的"虎狼"。但是，这些告别计划经济的"虎狼"，并一定投身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他们的所作所为，与西方意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
首先，他们的资产不是重新投资国内的产业，而是大量转移国外。据统计，1997年，中国大陆的外逃资金是３６４．７４亿美元，时至２０００年，外逃资金猛增到４８０亿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对大陆的投资额才４０７亿美元，中国大陆已成为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而且外逃国外的资金也不是再行产业投资，而是进行消极储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学、以及购房消费，其重要原因是他们的资产来源都是非法和不正当的，由于大陆实行了储蓄名实制，相当程度上堵住了黑钱的流通，于是逼迫大批"灰色资产"外逃。由于资金持有者无法将资金转化为资本，只关心短期的消费，不关心长期的投资，所以，大陆的经济正在重滔１６、１７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的老路，将大量资金挥霍于消费领域，而没有及时地转化为企业资本，其后果就导致盛极一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迅速衰落，而当时的英国及时将资本原始积累投入产业发展，成为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其次，权力资本经济和权力资本家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垄断性，本能地排斥其他利益集团参与市场竞争，妨碍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旨在强化其垄断地位。所以，大陆的权力资本与西方的工业资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或金融资本是不同的，一方面，大陆的权力资本是全能的，全面经营工业、农业、商业、金融、地产等领域，不分专业和行业，有钱就赚；另一方面，它促使产、官、商三位一体，政治人、经济人和知识人合三为一，盘根错节。这样，这一经济形态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不仅能够促使"市场失效"，而且能够制造"政府失效"，出现官场控制市场的普遍现象。如果政府一旦提出改革、打破垄断，权力资本集团必定极力反对，并力图影响政府决策。所以，权力资本经济既反对新兴的参与者和竞争者，由此阻碍新的投资扩大，又损害消费者的福利，由此又抑制了需求的扩张。
另外，权力资本家阻碍了大陆中产阶级的壮大。为了与权力资本家竞争，逼使大批私营资本家不得不向权力低头，向执政党屈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民营资本家主动要求加入中共。据统计，大陆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共党员比例不断上升，１９９３年私营企业主中党员比例为１３．１％，１９９５年上升到１７．１％，２０００年更高达１９．８％。随着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成为官方国策，未来大陆中产阶级必然大批加入中共，这将严重影响大陆中产阶级的独立成长与发育。
所以，权力资本经济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更不一定能够正面催生大陆的市场经济发育。
⊙ 四大"哥德巴赫猜想"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如何评价大陆权力资本经济在大陆社会经济进程中的地位问题，尽管激进与保守、海内与海外的评价是截然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