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简称“电机系”)讲师，博士毕业后留校已近6年。医生诊断的死因结果是：突发性心脏骤停，导致心肌梗塞死亡。
但此前焦连伟从未表现出任何心脏病症。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被忽略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四天后的1月26日中午，46岁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
医生的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他错过了癌症的最佳治疗时机，还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1月29日，焦、高两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分两处举行。而在水木清华BBS上，网友有意识地将两人并列于一起悼念。
尽管这天清华大学已放假两天了，但仍有数十名师生参与了网上的讨论，大家一致呼吁校方应关注年轻教师的生存环境。这也成为当天BBS上最热门的五大讨论主题之一。
突如其来的病故
1月21日，周五，清华大学电机系召开老同志年终座谈会。身为工会副主席的焦连伟，承担了主要会务工作。
座谈会从下午16时持续至18时，然后是集体晚餐，当晚20时散席后，焦连伟将最年长的一位老教授送回家。此过程中，无人察觉他有何异常之处。
而当天会议召开之前，焦连伟还在准备下学期的教学课程，并送母亲和儿子上了返乡的火车。
正是在这种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妻子王玮做出了她至今仍耿耿于怀的决定－－－22日一早，她告诉她的丈夫：今天她所在公司搞年终聚会，晚上不回家。出门前，她特意为丈夫烧了几道家乡菜。
上午，焦连伟回绝了同事们一起联欢的邀请。随后，他就一直呆在家里。过去两个月以来，他时常选择独处。
下午17时许，王玮接到邻居的电话，称“焦老师可能在家里出事了”。一个小时后当她与邻居一道进门时，发现丈夫躺在瓷砖地上。
她一把抱住丈夫，眼泪就流了下来。
这时的焦连伟神志还清醒，他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说中午独自一人在家喝酒，喝了大概三两剑南春。这跟王玮现场看到的吻合，但早上烧的菜未见动用。
焦连伟当时告诉妻子，酒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就上床睡觉。后来胸口疼痛难忍，他喊了起来，并绊倒了床边一些物件。邻居听到异响，敲门询问。准备去开门的焦连伟，未到门口就摔倒在地。
焦反复解释，只是胃不舒服去医院洗洗就行。王玮当时认为，丈夫身体一向不错，而喝三两白酒也非大事，就依他的意思送至北医三院。
当晚22时30分，焦连伟抢救无效死亡。
在诊断结论中，医生一再告诉王玮，焦连伟的心脏存在病症。而王玮说，丈夫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心脏有问题的症状。
通过了解死者生前一些细节，医生更加相信心脏问题可能与长期超负荷工作及心理压力过大有关。但此结论需要对遗体解剖以求进一步验证。
不过，遗体解剖因家属的极力反对而并未实施。
一位清华讲师的生存现实
1月29日11时，八宝山兰厅。
焦连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此举行。这一天，正是他36岁生日。
“我们送别了他，他是那么的安详、平静。人世所有的烦扰，从此与他绝缘了。”焦连伟一位同学在悼文中写道。
直到焦连伟死，前来吊唁的同学和朋友才发现，这位已博士毕业6年的清华教师，居住之所竟是如此简陋。
焦家位于清华大学西南校区某老式公寓内。40多平方米的房子呈长方形，自外门入内，可见三道开敞式门框将房间分成厕所、客厅、厨房、卧室四部分。其中客厅还加有一张弹簧床，供偶尔来住的母亲使用。
在一些由同学起草的悼文里，焦家多次被形容为“家徒四壁”。
36年前，焦连伟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村家庭。其年迈的母亲至今仍居住在农村。
1987年9月，焦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先后获得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9年5月留校在电机系任教至今。
任教以来，他收入由工资、津贴、奖金三部分组成。前两项相当有限，奖金主要来自于科研经费。按清华的内部规定，科研经费的10%用于教师发奖。在过去近6年时间里，他共参与了12个项目的研究，由于在时间上分布并不固定，所以收入也不稳定。
妻子王玮系其同乡，自郑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随丈夫北上发展，目前在一私企工作，年收入不足3万。而且常常闲在家里。
按王玮的说法，家里日常开支主要是花费她那部分工资。全家除孩子的投入，基本无大的开支。
焦的那部分收入按计划是要积蓄起来，但实际上，焦两次赴港及在加拿大期间开销较大。
焦连伟的“变化”
尽管经济不算宽裕，但焦连伟的家人和学生们都证实，在博士毕业之初，焦连伟的心境相对达观。
留着小平头、戴着大大的眼镜的焦连伟，在学生眼中的印象是：“话不多，但做事比较有条理，专业知识也相当丰富”。而其高挑的个头及相对强壮的体态，一直给人以健康形象。
在电机系，焦连伟的专业水平及为人处事均被周围人评价为“不错”。在过去的6年里，他结合电气工程学科的前沿课题，围绕现代电能系统分析及其应用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合作出版著作1部，所参加的科研项目中，“电力系统负荷综合测辨建模法”还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1年至2002年间，焦连伟两度被公派至香港大学进行合作研究。2003年3月，他作为公派博士后赴加拿大McGill大学电机工程系从事科研工作。
但这种达观自2004年7月起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那时他刚从加拿大回来。
妻子最先感觉到的变化是－－－他胖了。焦本人的解释是，在加拿大的科研环境舒畅，生活节奏也很宽松，“过得很爽”。但回来不到半年时间，人立即瘦了下来，而且再也胖不起来了。
更大的变化来自于心理，王玮最深的感觉是，自回国后他总是“心事重重”，而且特喜欢独处。“但他从不向我提工作上的事。”学生们也发现，他们的焦老师“好像更不爱说话了，脸上朝气也少了”。
可佐证的细节是，他时常会莫名叫住一位同事，但又马上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一些同事猜测，焦连伟的变化可能缘于在加拿大所见所闻与国内现实的巨大反差。
最后两月的两个想法
焦连伟死后的第二天，在水木清华机电系BBS上，一位自称是焦连伟“师弟”的人士留言：“焦老师从留校到现在就没有过过轻松的日子……尤其是最后两个月，焦老师已经濒临精神崩溃了。
最后两个月，焦曾先后向自己的导师陈寿孙教授提出过两个想法－－－离开清华与转做行政工作。
电机系的孙宏斌与焦连伟是同学，孙5年即拿下了研究生的全部课程，他步入副高的日期同样要远远领先于焦连伟。焦的多名同学毕业后也在不同岗位表现出色。
焦身边的人事后推测，这些对他都或多或少存在刺激。
在读研究生王佃(化名)对一件事记忆深刻－－－他特意邀请焦连伟做他的毕业论文答辩评委，未料素来平和的焦老师一口回绝。王佃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他事后才知道焦连伟还没有副高职称，无资格担任答辩评委。
2004年9月，电机系新一轮职称评定拉开序幕。刚刚回国的焦连伟第一次提出了参评副教授职称的申请。
据其导师陈寿孙教授介绍，当时电机系共有10余人竞争三个副教授名额。据2004年12月公布的结果，焦排第四名，被淘汰。
“其实他表现不错了，而评审结果也很客观公正，淘汰是很正常的事情。”陈寿孙说。
而此后，他找陈教授谈话，称自己压力太大，想离开清华。
陈寿孙教授认可焦的想法－－－如果焦连伟去其他高校的电机类院系，拿个副教授头衔轻而易举。陈寿孙也一度亲自为其寻找途径。但后来焦认为清华有无可比拟的工作环境，加之考虑到儿子今后求学的便利，他在反复多次后打消了此念头。
后来，焦连伟又提出脱离专业做行政工作。这一度令陈教授痛心。在陈教授看来，焦在专业方面是大有前途的。
但陈教授考虑到焦的个人情况，并未阻止。去世前，焦担任电机系电力系统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
与他共事多年的邓佑满表示，焦连伟做支部书记跟做学术一样认真，每次开会都认真准备和组织。“在学校那样的学术环境里，认认真真地做党务，为全体党员同志服务实为难得。”
一位“重量级学者”的病逝
与焦连伟的情况相似，工程物理系教授高文焕也是在正当壮年时不幸病逝。
今年46岁的高文焕，被视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重量级学者。
2004年2月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高文焕作为清华大学6位代表之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及表彰。
资料显示，由高担任第二完成人的“加速器辐射源移动式集装箱检查系统系列的研制及产业化”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004年春节，高文焕上岳母家拜年。细心的岳母察觉他身体异常，便当面问起。他称可能患上糖尿病。但这并未引起家人包括他自己的重视。
同年4月，高被确诊为肺腺癌，而且已是晚期。在医院治疗9个月后，高文焕去世。为其诊断的医生表示：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没能挽回他正当壮年的生命。
电机系那位不愿具名的教师表示，虽然学校会定期对教师进行体检，但从两方面反映出的情况显示这种体检形同虚设：一是受体检条件限制，一些疑难病症不可能查出来；二是多数教师为科研项目、会务、公派外访等所累，实际上错过了体检机会。
“他总是太忙了。”妻子陆静华说，高文焕经常凌晨三四点才回家睡觉。
高所在工程物理系，实施产、学、研一体化，故他身兼本系教授、“粒子技术和辐射成像国家专业实验室”副主任，同方威视股份公司总工程师等多个职务。
而熟悉高文焕的人如此描述其状态：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他所在研究所为照顾科研人员身体，规定晚12点前办公室必须熄灯。但如果没有人催，高时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高文焕在临终前对一位同事说：“如果再活5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继续完成项目。”但这一愿望并未能完成。
“他们太累太焦虑”
“房子，孩子的教育，经费，职称，真的会把人压得喘不上气来。”工程物理系一位教师说。
以焦连伟为例，在过去6年时间里，焦一共参与了12个科研项目。先后参与指导研究生13人，本科生2人，同时还负责5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妻子王玮介绍，焦5年多来从未有超过两天的假期。
2月1日，已是学校放假后的第5天，但电机系的孙宏斌老师还在加班加点，他甚至舍不得抽出半小时接见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
此前一周，他全力处理同学焦连伟的善后事宜。“耽误了太多时间，再不加班就会失掉一个部委的项目。”孙说。
在清华西主楼、东主楼，至今仍有年轻的教师在通宵达旦地加班。
由此形成的一种现象是，40岁之前努力升至教授，而身处教授之位后，还得拼了命地搞研究。
“认为自己是元老不再加班是天经地义的。在清华没有这种说法。”陈寿孙教授说，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机制，要求不同层次的老师尽其所能，这就是清华的环境。
医学专家认为，这些年轻教师遭遇两个转型：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社会转型使他们焦虑，身体转型让他们多病。如果不重视并克服这些问题，他们随时可能累倒。
“他们是累倒的一代，太累太焦虑了。”北医三院一位职业病方面的专家说。
破碎家庭的善后难题
1月29日，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楼梯口的一个宣传栏内，贴满了公告。
一张光荣榜、一张教职工为海啸受灾国捐款榜、一张讣告、以及一张关于为死者家属捐款的倡议书上，无一例外地均有“焦连伟”这三个字。
在读研究生小武不禁潸然泪下。“应该为焦老师家属做点什么。”他说。
电机系教职工的捐款倡议书描述：“(焦连伟家人)对前途感到十分渺茫，以后的住房、孩子上学等都会遇到困难，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生存压力”。
一个问题是，按目前的相关规定，焦连伟不能以“工伤”善后，这意味着无法获得赔偿。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办公室一位女士也表示，高文焕老师的死有多方面原因，可以公费医疗，但不能享受“工伤”赔偿。
另外按清华的内部规定，焦连伟去世半年后，其租住的公寓必须腾出来。“就是校长，也必须按此规定办。”电机系办公室一位人士说。
王玮女士已向校方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希望妥善解决她个人工作问题；二是解决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或住在原公寓不动；三是让正在清华附小上二年级的儿子继续享受清华职工子弟一样的待遇，直至完成学业。
电机系办公室一位人士表示，目前系领导正在协商处理此事。针对王玮的工作及孩子教育问题，目前系领导已口头答应，但仍需校方领导批准。而住房问题可能相对困难。
2月2日，高文焕的爱人陆静华带着17岁的儿子外出购物。
“整整9个月了，没给孩子买过一样东西。”陆女士说。在过去的9个月里，她一直陪在丈夫的病床前，而现在，她的所有希望都在儿子身上，“因为欠他的太多了”。
这个春节，这两个破碎的家庭，各自留下一个儿子，一个遗孀。
绝非个案的“过劳死”
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类似焦连伟、高文焕这样英年早逝的事件绝非个例。
1月5日凌晨4时许，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大口大口地喘气，5分钟以后他与世长辞。
据《南方周末》报道，击倒这位32岁年轻人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他内心郁积着的难以言表的焦虑。
1月26日，新华社发表长篇报道称，“我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山东大学全息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张颖清，不幸于2004年10月20日英年早逝后，在科技教育界引起强烈震动。”有关知识分子过劳死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集中暴露，当时的蒋筑英等人英年早逝，一度引起中央重视。但不幸的是，时隔 20年后这仍是一个严酷的社会问题。
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据报道，针对张颖清事件，国家发改委原副司长严谷良高级工程师、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任振球研究员等6名老科技工作者联名写信呈报中央，痛陈我国科技和学术管理中的一些严重弊端，呼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国际上对“过劳死”的普遍定义为：一般认为，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
日本已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但我国相关法律无此规定。
2月21日下午6时许，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一位教师表示，校方目前尚未就两教师的善后事宜最终表态，但他相信，一定会处理好“这两宗意外事件”。
“百度”一下“过劳死”，相关网页达63200篇。2005年1月下旬，清华大学两名中青年教师相继去世，医生诊断认为，死亡与其超负荷压力有关。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