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做过“明星”梦，她在北京看了新片《空谷兰》后，便给洪深写信，萌生了当电影演员的念头。在洪深的帮助下，她去了上海，看了电影拍摄的过程，但是终因与电影圈的现实格格不入，放弃了这个打算。后来，她在阅读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时，写过这样的一段评语：“我去演电影不是为生活，是为喜欢电影这种艺术形式。”
30年代，丁玲在延安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期间，终于有了一次登台的机会。在一部宣传抗日的独幕话剧《王老爷》里，她饰演一个八路军政工干部，动员富绅王老爷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参加抗战。戏不多，但她有点紧张，差点忘记台词。那晚，毛泽东也是她的观众，看完演出笑道：“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
到了“文革”中，丁玲以“牛鬼蛇神”之身，又有过一次表演，但那是一次特殊的表演。1964年12月，丁玲和丈夫陈明由黑龙江省的汤原农场转到了宝泉岭农场。将近二十年之后，他们重新回到北京以后才得知，那实际是当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同志的安排。在王震的关怀下，他们当时的处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来宝泉岭农场之前，他们在东北农垦总局《农垦报》记者吕正衡陪同下，参观了友谊、五九七、八五三等几个机械化作业的大型国营农场，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精神振奋的农场职工，火热的劳动场面，使他们深受鼓舞，丁玲爱上了北大荒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她愿意长期在这里生活、写作。
宝泉岭农场比汤原农场大得多，条件也好得多，场长高大钧是个老红军，他按照王震“给丁玲创造一个较好的写作环境”的指示，安排他们夫妇住进了场部招待所靠东头的客房，那是两间一套的住宅，白粉墙，水磨石花砖地，比一般农场职工的居住条件要好得多。
陈明那时已摘掉了右派帽子，安排在宝泉岭农场工会帮助工作；丁玲那一年已经60岁了，农场照顾她，没有给她安排具体工作，告诉她可以了解情况，积累素材，写些农场的模范人物。丁玲还是愿意跟群众在一起，她主动要求，到条件比较差、矛盾比较多的六委，去做家属工作。她帮助组织家属学政治学文化、参加生产劳动、唱革命歌曲、排演文艺节目，和家属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丁玲也开始写些小篇的作品，她跟农场的标兵邓婉荣成为了好朋友，并且以她为模特，写出了报告文学《杜晚香》的初稿。此外，她又捡起了在1954年就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陆陆续续写了十几万字。
丁玲的右派帽子一直没有摘－－虽然王震做了很大努力，农场方面也写了许多要求为她摘帽的材料，但北京方面始终不允。
“文革”开始了，因丁玲是戴帽的右派，自然逃不过去。造反派勒令他们搬出招待所，住到条件最差的八委去。那里俗称“六十户”，是50年代转业官兵刚来北大荒时，因陋就简盖起的一片茅草土坯房，年久失修，许多房屋已经破烂不堪。
丁玲他们住的那一间草屋，只有七平方米，泥抹的墙，土夯的地，一铺土炕占去了一半，惟一的家具就是一个小炕桌。陈明在一侧墙上钉了一个小木架子，放些两人的衣服、杂品和书籍，在另一侧墙上也钉一个木架子，放碗筷。其余的杂品，只好装在两个破木板钉成的箱子里，放到草屋前面小院原来的猪圈里。他们还有一点钱，那是每个月的生活费，放到哪里最稳妥呢？陈明把它放到小院厕所盛手纸的脏盒子里，藏在一堆手纸的下面。他告诉笔者说，当时想，那里是造反派决想不到的地方，所以最安全。
丁玲一夜之间成为“人民的敌人”，从天上掉到地下。但是，她能坦然面对，坦然处之。她听说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一家有六口人，就对陈明说，人家六口人都住得，我们两口人住就很好了！白天陈明去上班，丁玲不能再去做家属工作了，就一个人坐在炕上，凭着一张小炕桌，读点书，写一点东西。院子里没有人时，她也常出来走走，四处望望，听听远处扩音喇叭里传来的耸人听闻的新闻。陈明下了班，就急急忙忙赶回家来，给她捎回来几张传单，告诉她一些听来的消息，两个人小声地发一些议论。虽然外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丁玲却能“躲进小楼成一统”，随遇而安。她在笔记本里写道：“我仿佛还能挖出来一点宽心，好像这环境也还不错似的。”
“他们是要让我演戏”
但是风声越来越紧，这种脆弱的“安宁”终于被打破了。一群群的造反派开始闯进他们的茅草屋，翻箱倒柜地“扫四旧”，把一些有点价值的物品统统“扫”走。这些造反派里有农场的职工，也有子弟学校的学生。有时还把她带到造反派的指挥部去“审问”，要她“老实交代问题”。陈明每天早晨去上班的时候，都为丁玲担心，丁玲却笑着告诉他：我对付得了！嘴里虽然这样说，心里还是有了忧虑，她每天小心翼翼，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在笔记本里写道：“真希望能够躲过这场风暴！”
“风暴”是躲不过去的，偏僻的小草屋决非避风港。造反派的举动升级了，不再是抄家和审问。一天下午，丁玲坐在炕头上读书，忽然闯进来两个中学生，戴着红卫兵的袖标。这两个孩子丁玲都认识，有一个学生曾经到她家来听过收音机，那个时候在农场，收音机还是一种奢侈品，并不是家家都有的；另一个学生更熟悉，在汤原农场时就认识，丁玲去过他们家，那时他还很小，亲热地管丁玲叫“大娘”。他们进来的时候，看样子是做了一番准备，脸上有一股怒冲冲的劲头。丁玲见是两个孩子，并不害怕，也不紧张，客气地让他们上炕坐。这样一种平平稳稳的态度，两个孩子没有想到，汤原农场的那个孩子忽然有些羞涩了。丁玲在心里笑了，想：第一次来干这种事，有些为难他了。她很理解他。听收音机的那个孩子比较大胆些，对丁玲说：“出来一下！”丁玲从炕上爬下来，跟着他们走出屋子，她不知道要她出去做什么。
院子里站满了红卫兵，都戴着袖标，表情很严肃。丁玲心里明白：“要有事了！”但她还是觉得，这些学生嫩了一点。他们只是看着她，既不动手，也不开口。她想：他们还是有些紧张，大概都是第一次出马吧，把我当成一只老虎了。丁玲先开口了，说：“我要上厕所！”学生们让开一条路，让她过去了。丁玲在心里猜测：他们要干什么呢？从厕所里出来，她看见学生们有了变化，有人捧着一个碗，有人拿着一支毛笔，上面蘸了墨水，等在那里。丁玲明白了：“他们是要让我演戏。”她心里反而踏实了。
本来，宝泉岭农场并不懂得给“黑帮”们画鬼脸、戴高帽、“游街示众”，是从北京来了几个串联“点火”的红卫兵，教会了这种斗争“牛鬼蛇神”的新把戏。农场的红卫兵“学了就要用”，决定批斗两个人，一个是造纸厂厂长，一个是房管科科长，有些人平时对他们有意见，这时便要借机会泄泄私愤。但是当两顶纸帽子糊好，却发现造纸厂厂长不见了，原来，他的儿子在学校听到了消息，回家透露给爸爸，他躲起来了。这顶纸帽子给谁戴？有人说了一句：“找丁玲嘛，她是大右派！”于是，红卫兵们一哄而起，来抓丁玲。
丁玲见他们只是拿着笔，并不动手，心想，大概他们是不敢动手，便主动配合，把脸仰起来，给他们画，心里却一点都不害怕。她自己都感觉奇怪，这时的心情，好像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准备上台演戏时，仰着脸，让人在脸上化装涂油彩。她想的是：“顶多就是让我演戏呗！演戏时，总是有反派的，无非过去我演的是正派，现在要我去充当一个反派。”
学生们在丁玲的脸上涂满了黑墨，又给她挂了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大右派丁玲”，闹闹哄哄地围着她，走出了院子。院子外面已经站满了人，都看着丁玲，看着她那张涂黑了的脸和挂在胸前的大牌子。他们的眼睛里，有好奇，有兴奋，有紧张，也有同情。
丁玲并不回避，也用眼睛看着他们，她看到了那几位好邻居、好大娘、好婶子们，从她们的眼睛里感到了同情，胆子反倒更大了些，她故意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用抚慰的眼光回答着她们，叫她们放心。后来她想，她们很可能看不出自己的表情，因为脸上已经涂满了墨汁。红卫兵们把丁玲和房管科长押到一起，拉到文化宫门前的广场上，游街批斗。
陈明上班的地方，就在文化宫的楼上。那天下午，夜校的一位教员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去抓丁玲了。”他是用这种方式在给陈明传递消息。陈明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果然，他很快就听到了从楼下广场上传来的嘈杂人声。
红卫兵们让丁玲交代问题，丁玲没有什么“交代”，却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她一喊，造反派们也跟着一起喊，还有许多人鼓掌。现在想来，当时的情景颇有点滑稽，十足是一场闹剧。
“我才不会那么傻呢”
陈明惦记着楼下挨批斗的丁玲，可是却不能去张望。办公室里，许多人凭窗探出身子去看热闹，议论着“批斗现场”的情况。陈明只能竖起耳朵，捕捉着人们的每一句话，听说没有武斗，没有打人骂人，还把批斗对象送回了家，他才放下心来。
下班的时间到了，陈明飞快地跑回他们的小院。屋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陈明有些心慌，他担心丁玲出了意外。推开屋门，只见丁玲躺在土炕上，脸上盖了一条白毛巾。听到是陈明的声音，丁玲掀开毛巾，露出那张被涂黑的脸，平静地说：“我就是要留给你看看，他们把我糟蹋成什么样子！”
丁玲慢慢坐了起来，向陈明描述那些红卫兵刚进屋时怯生生的样子，她说：就是一群毛孩子，想搞点恶作剧，他们给我涂黑脸，我就当作是在“西战团”演戏化妆，一点没觉得害怕。倒是周围几个邻居大娘很害怕，她们想管，又不敢管。看到她们着急的样子，我倒觉得，咱们还是有群众基础的。
陈明说：“我在文化宫楼上，真为你捏着一把汗，怕你想不开……”
“怕我自杀？我才不会那么傻呢！”丁玲笑起来，又不无遗憾地说，“真想写一封信给孩子们，告诉他们，妈妈今天经受住了考验。红卫兵小将要我当反派，我就当一次反派。演戏总得有人演反派的。可惜，我现在不能给他们写信啊！”
辣椒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