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不久，笔者在阅读《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7月21日）》一文时，惊奇地发现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尤其是“大跃进”年代，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同样是屡见不鲜。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一篇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的重要文献，其中的许多事实和结论都是他通过自己亲身调查研究后得出的。他在痛陈“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和缺点时，有这样精彩的一段，他说：“产品品质下降，技术水准下降。不注意设备维修，提出什么‘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如何如何’，硬让机器带病运转。煤炭只顾出煤，剥离、掘进都不怎么管了。炼出的煤，很多是不能用的。钢铁产品的品质，直接影响机械产品的品质。铁的含硫量太高，拿来造普通机器还可以，假如造好的机器，就很危险。轻工业产品的品质也下降。棉织品有洞洞，有黑点，出口了不受欢迎。最近德国使馆有一封信，几十万套出口衣服要求重新加工，由我们出钱。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信誉扫地。煤炭运到瑞士，三分之一是石头，要我们赔钱。到东南亚的商品包装差，一下船就散掉。”（见《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北京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7页）张闻天不仅指出了当时的一般产品存在着假冒伪劣，而且还指出了建筑物中也存在着今天我们所说的“豆腐渣工程”，他在“发言”中说道：“节约原材料，也要有根据。基建中不适当的节约，搞得摇晃，危险之极。”张闻天还提到了当时上海生产的手表，他说：“上海造的手表，也吹了一阵，其实走得也并不怎么行。”（同上，第16页）
从张闻天所揭露的“大跃进”年代的假冒伪劣状况来看，假冒伪劣并非改革开放后所独有的产物。“大跃进”年代的假冒伪劣，是政府煽动的“共产风”和“浮夸风”所造成的人们积极性的消减和责任心的缺失而产生的；而改革开放时代的假冒伪劣，与政府长期以来在打击假冒伪劣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有很大关系，如政府的品质监督、工商管理等职能部门，把纳税人授予其“打假”的权力，变成了其“寻租”牟利的私具。某些反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左派，却把矛头直指市场，认为是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导致了今天中国假冒伪劣的猖獗。其实，市场无罪，有罪的应是政府。正是政府这只“有形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朱学勤语），才导致了中国市场经济的严重扭曲和变形。如果说是市场之过的话，那么在完全消灭市场的计划经济年代，不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假冒伪劣现象吗？多亏张闻天冒着说真话的风险，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今天的市场确有“过错”的话，那也是极权制度下的权力机制借市场机制放大特权，寻找到了更大范围的寻租空间，由此也导致了今天的假冒伪劣比计划经济时代的假冒伪劣更甚、更烈。因而，应该受到指责的不是市场，而是中共长期以来重经济轻政治的“跛足式改革”。此种背景下的市场化改革，极有可能将中国引向“拉美化”之路。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少数敢讲真话的高级领导人之一，正是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的秉笔直言，最后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李慎之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讨共”檄文中这样写道：“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戎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这正应验了“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张闻天离开我们已经快30年了，但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将作为中共党内批评“左”倾错误最鲜明、最深刻的文献之一而载入史册、并放射出思想的光华。
（2005年2月24日写于私产居）
──转载自《议报》第18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