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被划定的右派份子，在等候最后发落时，曾被分成几个小组，每天在校内从事各种劳动。
这天上午，我和倪焕之、赵琦一起正在操场的东墙角下拔草，忽见泥水师傅黄宝根走过来向他们招呼了一声，便把他俩给带走了。我心里想，这很有可能是被叫去宣布处理了。中午时我回家吃饭，那时我和赵琦都住在栖霞岭的教工宿舍。刚一进院子，就看到黄宝根带着赵琦从他家里出来。当时赵身上只背着一个很简单的行李，也不见赵家有人出来送行。我急忙问他是去哪里？他苦着脸说还不知道。我眼巴巴地就那么看着他被黄姓工友急匆匆地带出了大门。谁知就是这样的一次碰面，竟成了我和赵琦最后的一别。
教师倪焕之、赵琦死于劳改
第二天早晨，我刚进校，就看到告示牌上教师贴出了一张布告，公布右派份子倪焕之、赵琦因有反革命历史，已送交司法部门法办。不久我从他们的家属处得知，两人都被送到奉化某一劳改场所判处劳改。
那时倪焕之与家人一起住在外西湖朱公祠宿舍里。倪被送去劳改后，我曾多次去看望过他的妻子和孩子。听他妻子说，倪不断给家中写信，说劳改场里对他很好，只是生活条件较差。因此她不得不常常给他寄些吃的东西。有一次她寄东西时被一个邻居看到了，还传出了一些闲话，说倪实在是享受惯了，这样的人虽然住在劳改场里，也很难改造得好。
倪的妻子是位善良的农村妇女，那时他的一个男孩只有七岁。倪被送去劳改后，便已停发工资。他们是在极其艰困的生活条件下，不断设法给丈夫寄些吃的东西，期盼他能早日回家。
赵琦的妻子王适新当时是市立第三中学的数学教师。赵走后便由她独自抚养四名年幼的子女，不久就把家搬到了三中的教员宿舍。那时我们一家也从栖霞岭搬到了洪春桥。我们两家虽然相离很远，但王总是不断到我家来，诉说赵在劳改场地的生活情况，还特地把他的信带来给我看。有时坐得晚了，就住在我家。有一天，她突然跑来高高兴兴地对我说，赵有可能在年底前就回来。说着便把一封刚刚接到的信交给了我。
赵在信上说，场里的管理人员对他都很好，劳动上很照顾他，看来有可能在年底前被放回家来过年。
当时我看赵这封信和倪的信内容基本差不多，都说场里对他们很好，只是赵没有像倪似的提到需要寄东西给他吃。到那时为止，他们去劳改场还不到一年，因此我想是不会这么快就放回来的。每次信中所写的话，不过是些安慰之辞。况且他们所写的信也是必定要经过检查的。因此实际情况如何，家人根本无法得知。然而，王却信以为真。看到她那么高兴，我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不料只过了三天，万没想到，王竟哭哭啼啼地跑到家来找我，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说是赵已经死了。只见那封电报的电文只写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赵琦于□月□日病死，立即来场处理后事。
王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事实，当时不停地哭，眼睛都哭肿了。她含着泪水，从奉化劳改场回来对我说，她赶去那里时，赵的尸体已被火化，结果竟连一次面都没能看到。场里说他是属于暴卒，不知患了甚么病，是突然间死去的。按照场内规定，凡是病死的劳改犯人，都必须立即火化处理。王觉得丈夫死得太离奇，但又无处评理，最后只好带着一件丈夫生前的遗物，一块瑞士手表回到家里。
倪焕之为翻译艺术理论贡献大
就在赵刚刚死去不久，倪被场里送到了杭州市第一医院，当时肚子已胀得很大。没多久，即因患血吸虫病而不治身亡。王因赵的死因不明，总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让她去找美院的党委书记陈陇，请求学院出面追问。她找过后回来对我说，陈的态度比劳改场的领导还要坏。陈说：赵琦是劳改场的犯人，早已不是学校里的人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和我们学校毫不相干。而且一个劳改犯人，死在劳改场里本是死得其所，是理所当然的事。请问你有甚么权力去追究他的死因？
倪焕之先生和赵琦先生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如今学校内知道他们的人已经不多了，与他们同时代的人大都已经过世，幸而我还活着。而且他们两人生前无论在工作和生活上和我的关系都是甚为密切的。
这两位先生原都是我院副教授。当时倪焕之在理论教研组里做翻译工作，赵琦在基础课教研组教水彩画。这两个组，在解放初期都曾由我负责。他们都是江丰（当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来杭州接管这个学校时，特地从上海聘请来的专才。
倪焕之原名倪悠鹤，鲁迅先生在上海办木刻学习班时共有十三名学员，其中有江丰，也有倪焕之。倪和赵琦都曾在日本留学，倪在日本大学学英文，赵在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即今的东京艺大）学西画。倪回国后，（抗战期间）曾先后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和驻重庆的美国新闻处从事翻译工作。赵回国后曾参加过当时在国内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他的水彩画作品曾得到普遍好评。为了寻找工作，他曾一度在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中做宣传员。他不满于国民党的统治，怀着革命理想，跑到新疆去投靠盛世才。那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打着革命的旗号学习苏联，因此诱使很多有志青年不顾一切地去投靠他。著名电影演员赵丹当时也像赵琦一样，就是在那一时期去投靠盛世才的。谁知没过多久，盛突然变卦倒向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派到新疆去的毛泽民遭枪杀，所有投靠盛的左翼份子全都被投进了监狱。赵琦和赵丹一样，曾在新疆的监狱中度过了五年岁月，好不容易才回到扬州家乡。
全国解放后，倪和赵都处于失业状态。一九四九年江丰和一些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来杭州接管国立艺专时，苦于师资不足，在上海找到了倪，又经倪的关系找到了赵。江丰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十分难得的教学人材。他们两人被安排来校工作后，也感到自己终于满足了平生的愿望，各得其所，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建国初期，国内的一切建设都有待于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为了学习苏联的先进艺术理论知识，首先就必须懂得俄文。于是倪和赵又立即努力自学俄文。在他们的带动下，当时全美院自学俄文蔚然成风。其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就有钱景长和杨成寅。而早期理论教研室所刊印的美术理论资料就是由倪主持翻译刊行的。
一九五六年应中央美术学院之邀，我和倪、钱同去北京，帮助他们建立美术史系。在筹备建系的过程中，首要任务便是把苏联刚刚出版的阿尔巴托夫所著《世界美术史》的欧洲部分译成中文。而主持这项翻译工作的人就是倪焕之先生。
说来实在可怜，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从来也不曾有过一本像样的欧洲美术史，而所有美术学院也从来没有正式开过欧洲美术史的课程。自从美术出版社把这些译文出版发行后，我国读者才得以系统地了解欧洲美术史。应该说以倪为首，凡是在当时参与过这项翻译工作的人都是功不可没的。
倪自从来校后，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了艺术理论的翻译工作中。他精通英文和日文，又自学了俄文，还自修希腊文，希望将来能直接从希腊的古代艺术理论中翻译些东西。他把自己所从事的艺术理论翻译工作看作是一项特别神圣、崇高的事业。他不为名利，深深知道只有不断拓展、丰富艺术领域的知识，才有可能提高我国的艺术教育和理论水平。这种忘我献身的精神，不论何时，不论从甚么角度来看都是十分可贵的！
赵琦不知划右派等于判死刑
赵琦学会俄文后虽然翻译的资料并不多，但当时他把精力都主要集中在教学和绘画上了。他非常关心学生们的学习成绩，常说我不能误人子弟。并总是不断画出新的示范作品来给学生观摩。他自己不停地画，除水彩外，他的油画基础也很扎实。我每次到家去看他，都见他坐在窗前画画。有一次，我们一起带学生去兰溪实习，他几乎每天都在外面画水彩。他画了许多幅动态各异，非常生动的牛群。这些画回校后曾举行过展览，并给全院师生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一九五六年，我住在北京中央美院时，有一天，赵突然来找我，说他从来没到过北京，这次是特地到这里来画画的。我给他安排了住处，以后就很少再看到他。因他每天清早起来，买了两个烧饼揣在怀里后就跑出去画画了，就凭着这两个烧饼，在外面一画就是一整天。可以说在当时我院所有教师中，我还不知道有哪个画起画来能比他更为勤奋。反右开始时他不在学校，到西北去写生了，还不知校内已经开展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不知学院早已把他定为右派，是学校特地打电报要他赶回来戴上那顶右派帽子的。
他回来的那天，恰巧我们在校门口相遇，记得他还笑着说：这是怎么搞的，怎么你也成了右派？看来把我叫回来也是在劫难逃。不过，我倒很想尝尝当右派到底是甚么滋味。
那时我们何尝知道这顶右派帽子的份量！他回来的第二天，学校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大会，把他划成了右派份子。谁知对他来说，一经划成右派也就等于判处了死刑。
江丰非常怀念他的老友倪焕之。江的右派问题一经改正，重新恢复名誉又来杭州时，很想和我一同去看望倪的妻子与孩子。可是他哪里知道，倪当年被送去劳改不久，他的家人就被撵出了学校宿舍，弄得他们一家挤居在茅廊巷一个弄堂的过道里，只能十分勉强地在别人家的房檐下搭了个床铺住下来。那时我们全家曾去看望过他们，后来我被送到诸暨农村劳动改造就再也不知道他们一家的下落了。江丰听说这些事后沉默了很久，始终没有讲出一句话来。
极左党委书记陈珑的凶恶嘴脸
吴明永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学生，学习期间因生活艰苦患上了肺病，有一段时期曾在孤山“一片云”的宿舍里养病。他喜欢读书，写文章，并常把所写的文章拿给我看。在当时的学生中是一个非常突出，值得好好培养的理论人材。毕业后留校的他，曾被介绍去北京《美术》杂志实习，当过助理编辑。一年后返校在理论教研室教文艺理论课，做我的助教，并帮我创刊我院和中央美院合办的学报《美术研究》。他对“太平天国”颇有研究，针对当时研究“太平天国”的学术权威罗尔纲的论点，提出过许多不同看法，并写成了论文。这篇文章曾发表在《美术研究》的创刊号上。
吴是在新到任的党委书记陈陇来校不久后被划成右派的。在陈的眼里，不管他有没有甚么言论，及表现如何，既然是我的助教，与我的关系密切，便理所当然是小右派。回想起当年陈被调来学校时，那种威势不能不令人发指。在他刚刚到校的第一次讲话时，竟然在大会上这样喊叫着：我今天来到你们这个美术学院，是奉旨而来，也就是奉旨而来的“钦差大臣”，要是在封建王朝时代，你们见到我都得下跪。早就听说你们学校里有甚么“三金”（意指金浪、金冶、朱金楼。），说他们权力很大，很厉害。如今“三金”全都成了右派，看他们还有甚么可厉害，现在真正厉害的是我 ......
这个奉旨而来的“钦差大臣”果然厉害，没想他进来后感到这个学校所划的右派还远远不够。为了显示他的威风，即刻便把反右斗争重新推向了高潮，经他的手又划出了一大批右派。比如像邓野、张怀江等，在陈陇来校前，本是领导反右的，但在他的手里竟都成了右派。尽管如此他还意有未了，准备在那些老教授中再圈划出一些右派来，要把学校里的教授一网打尽。当他把整理好的材料送到浙江省委后，没想因为学校里所划的右派实在太多，早已大大超过了预定的百分比，以致未被批准，使得许多老教授都十分侥幸地逃过了这场劫难。
青年右派吴明永的惨死
被划成右派的吴明永，最后的处理结果是被开除公职，留校察看，每月只发给十五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并曾被送往东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经过一年劳改又回到学校时，本来就十分羸弱的他已经重新患上了肺病，被分派在一间非常潮湿，永远照不到阳光的阴暗小屋里。那段时期，每逢去食堂午膳，他都会和我坐在一起，那时我们吃得都非常差。
当时他急需营养，并必须改善居住条件。为着这事我曾跑到人事科替他交涉过。可想而知，我这个老右派替小右派讲话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不久，他的病情加剧，虽被送到医院也并未得到妥善治疗。我去看他时，见他住在一间挤满了二十多个床位的大病房里，十分嘈杂。他告诉我说自从住进医院后，很少能够入眠，病房里整天整夜吵闹不堪，使他难于合眼。外加大便干燥，吃不下东西。要是能够调换个病房，能够睡觉，病情便自然会得到好转。我看到他干裂的嘴角上凝结着血块，心里非常难过，便急忙跑到医院的院长室要求给他调换病房。没想院长却对我说：目前病床十分紧张，要知道能够住进来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还想调换病房？我说病人睡不着觉，你们有责任使他每天都能休息。他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应该去找大夫。要是连这样的事都来找我，我这个院长的工作还怎么做。于是我便又去找了大夫。他说病人刚来时全都睡不好觉，多住几天就会好的。我说能不能给他配点安眠药之类的，让他每天都能休息得好些？但这位医生却说至于怎么医治，我们会考虑的。临别时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吴，心想既然不能调换病房，若能给他服点安眠药片总是件容易做到的事。谁知我再去探望时，他的病情已经恶化。他说仍一直无法睡眠，每天仅能喝一点水。我又去找大夫，他说他的病本来就很难治了，因为是你们学校送来的，所以才住进来。我们还是在设法给他医治的。就这样，谁知没过几天，他就眼睁睁地死在医院了。
三十多年来，每当我想到吴明永的死，就非常痛心。要是他不因为我的缘故被划成右派，何至死得这般凄惨，何至于过早地离开人世。他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吴逝世后，他的弟弟从闽南家乡赶来，为他处理后事。他的遗体被送到凤山门外的火葬场时，除我和我的妻子董林外，在场的有他生前要好的老同学：周昌谷、徐永祥等。沈润棠虽然和他一起在理论教研室工作，但自从反右后，便早已与吴划清了界线。谁料这天竟也赶来参加了葬礼。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张延芬。
张原是美院附中一个年龄最小的女学生，打那时起就认识了吴。她因家境不好而常常得到吴的照顾，一直称他为吴大哥。吴也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一般看待，始终保持着那么种纯洁而又无比亲切的师生关系。那天，她哭得十分伤心。吴的遗体被推进火葬场时，全身覆盖着一张白布单，只有两只没穿鞋袜的脚露在外面。张不忍心让她的吴大哥在临近火化时还赤着双脚，便立即跑到外面为他买来了一双鞋袜穿在脚上。
当大家围立在吴的遗体前时，我忍不住满腔的悲愤，用力掀开蒙在他身上的白被单说：大家一起来看看吴明永的遗容吧！只见他身穿一套新的蓝布干部服，紧握着双拳。他那张枯瘦的脸已经完全变成了黑色，嘴角周围堆满了黑黑的血块，紧闭着双眼。看那表情显然是在极端痛苦中死去的。
在文革中我被批斗时，沈润棠竟然还站到台上声色俱厉地说：吴明永这个小右派，真是反动透顶，至死也没说过一句感谢党的话。他的反动完全是金冶这个死不悔改的老右派一手培养的。在火葬场上，吴临近火化时，老右派金冶还亲自揭开那块盖在他身上的遮尸布向我们示威，是在告诉我们吴是被迫害致死的。你们看老右派金冶对他所培养的这个小右派的死，该有多么痛心！
倪焕之、赵琦和吴明永这三位极富艺术才华的年轻教员的右派冤案，虽在一九七八年已得到改正，但反右运动迄今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们的生平事迹和蒙冤而死的往事却早已随着岁月湮没无闻。我对他们的所知虽亦有限，但凡是亲历其境之事，却仍记忆犹新，永远无法忘怀。我是在深切的怀念中，本着无可旁贷的责任来写这篇悼念文字的。
二○○四年八月一日于巴黎
（金冶：著名画家金冶是五七年反右的幸存者，本文回忆当年浙江美院反右运动被害死的三名优秀教师，并揭露反右时的党委与积极份子的狂妄与凶暴。）
(开放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