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私人旅行我春节前就已经计划好了－－先到福州，然后经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回河南老家，沿途几站打算和几位老朋友、老同学见见面好好聊聊－－有的已经10年没见面了，因此事前都告知了周边的朋友。
然而，警方似乎也知道了，在3月初的一个星期内2次电话一次面晤，明确告诫我两会期间不能离开深圳。我对两会早已不感兴趣－－一群不是人民选出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在党的指挥棒下的一场令人作呕的政治秀。再加上北方今年春季气候偏冷，我又不愿意背着过重的行李旅行，顺水推舟就应允了。
两会后，警方还是不放心我，专门派人告诉我－－离开深圳要通知他们。我心想：“作为中共公民，有在国内自由旅行的权利。你们管得着吗？”没有向他们做任何承诺，并下定决心在清明节要到达北京，到富强胡同6号或者天安门广场向赵紫阳先生献束花。
失踪
本来托了一位做票务的朋友帮我订票；后来担心连累朋友，27日上午我就自己跑到火车站买了张广州－上海的车票，并将手机停机－－免得警方骚扰。
28 日在家中准备行装时，看到警察打家里电话（来电显示让我看到那熟悉的号码），我没接，他们用不同的号码打了3次。我加快速度，带上几件换洗衣服和《中国公民人权读本》、《人权是什么》、《村民自治工作手册》和《工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社会团体登记条例》和《宪法》等几本法律单行本就出了门，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后来才知道他们已经到了小区，并到家里找我，在女儿所在的幼儿园和小区前门蹲守）。
当晚顺利到达广州，并退了原来买的31号的票，改成30号的票－－再早的连站票也没有了。当时天真的我以为这次出行已经和警方沟通过，他们不会大动干戈，所以还打电话给太太说我在广州，让她放心；太太说警方让我打电话给他们。
实际上深圳警方对我突然离开深圳非常重视，在28号晚就到家里找我，向我太太了解我的行踪，冒充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的岳父母和一些朋友了解我去向；29号又逼迫我太太打了所有最近打过给我家里电话的朋友了解我的去向，有位朋友好心地告诉我太太说我应该是去了上海。警方这才离开我家。
30号在广州给上海朋友的女儿买了一个玩具，我顺利登上火车。同个车厢的有一位出差回上海的老知青，一路上我们聊得非常热乎，老知青非常健谈，从下乡说到返城，从辞职做生意说到上海的房地产……
我的下铺是一个带着儿子的女士，一聊才知道她是浙江金华人，97年嫁到深圳黄贝岭村，老公在香港工作，现在是回老家省亲－－而我万万没有想到金华就是我这次旅行的终点……
被劫
车子还有一刻钟就到金华，我正在帮那位妈妈收拾东西，突然来了2个乘警要查我的身份证，我毫无提防地把身份证给他，他看了身份证就让我拿上行李跟他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旅行结束了。
带着行李被2个乘警前后夹击到了一间软卧包厢竟然见到2个在深圳的打过多次交道的警察，乘警当我的面搜查了我的行李－－走得匆忙，没有带上那个装着一些文件的U盘，所以他们一无所获。我对警察抗议说我是合法的私人旅行，凭什么抓我。警察回答我，你现在是我们负责的对象，没经过批准离开深圳是不可以的。
到金华站被警察带下火车，才发现原来还有2 个没见过的便衣也在车上。当天下午被他们押上返回的火车又看到一位在深圳打过交道的警察在车上等候我们，一路上少不了一番唇枪舌剑。当时我还以为，到了深圳送我回家就完事了。
没料到，到深圳后3个警察押着我去了河源，并告诫我如果配合的好就带我到处旅游旅游，否则就会一直在酒店的房间里呆着，那里也去不了。我无话，只是要求要和家里联系报个平安，他们说可以考虑我的请求。我盘算着如果不同意就以绝食抗争。
4月2日晚，警察说经过领导批准我可以往家里打电话，但要按他们的口径说。于是我打通了家里电话，告诉太太我和朋友在一起，很安全，过几天就回去了；家里没事吧。太太好心说：你赶快和他们（警察）联系啊。显然，太太并不知道我已经被警方搞掂了。
事后才知道，老家的父母得知我失踪后，到处打电话找我，几宿睡不着觉，担心得不得了。这里向父母道声：孩儿不孝，您们受累了！
一路上，我只好全力配合警方，希望早日回家……
可能我态度较好，4月5日下午4时半3个警察把我送到了我住的小区门口，这时才把身份证还我，我终于又自由了。
就这样，我31号上午11时被警方劫持，到4月5号下午4时获得自由，历时126个小时，期间警方并没有通知我的家人我的去向，让我的家人一直担惊受怕。对此我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
后记
事后，警方又警告我不要把事态扩大化。
几天来，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一是表达我寄托赵紫阳先生的悼念和哀思；二是对深圳警方限制我自由旅行，恣意践踏公民合法权利的行径表示郑重抗议！三是希望同道们能从我这次失败的拜祭之旅有所借鉴。
最后以我拟就的一对挽联作为结束：
忆往昔悼赵公改革路曲折漫长
看今朝盼民主世界潮壮阔浩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