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中国出现一浪接一浪的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部分示威群众激烈的行动和亢奋的情绪，在“稳定压倒一切”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留下了动汤的影子。四月十六、十七日，上海、杭州、宁波、成都、南宁、沈阳、天津、广州、深圳、武汉、长沙等十多个城市的市民，手持五星红旗和“反日”标语横幅，走上街头，掀起了中国民众反日示威的新一波热潮，成为“六四”以后十六年来民间最具规模和影响的示威抗议活动。上海闹市区的南京路、延安路，自发聚集示威的民众如泄洪的大闸被打开；聚集在深圳市区的民众手持标语从早到晚在深南大道上穿梭往来，尤如被冲开的气阀。这是中国民间对日本右翼反华势力最痛快的一击。
在中国民间反日示威的压力下，为免激起中国民众更强烈的反日情绪、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已决定取消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参拜靖国神社的春祭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表示，日本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获得亚洲国家的认同。小泉也意识到，日本“争常”的行动，比想像中困难。这都显示中国民间反日示威已产生了震慑的力量。
在激情中宣泄郁闷
但是，一些地方的示威游行到后来却出现了砸日本牌子车辆、日资店铺、冲击日本领事馆等过激、非理性的行为，深圳甚至因为示威人员与保安冲突而发生流血事件。各地的示威群众挥动国旗、高歌《义勇军进行曲》、高呼反日口号，游行队伍还得到路旁围观者的掌声鼓励。群众情绪在互动中发酵，显然，发泄的不仅是历史上的家仇国恨，还有现实生活中的郁闷。示威者冲击武警的人墙，他们要冲破的还有这段时期当局加大了舆论控制、压制哀悼赵紫阳逝世等带来的郁闷和压抑。一些年轻人首次参加游行后热烈庆祝，显示出郁闷情绪释放之后的轻松和兴奋。当局不得不在四月二十日透过官方媒体紧急呼吁群众理性、冷静。
反日游行示威夹杂着情绪发泄后的亢奋，爱国的行动被扭曲，正暴露了中国社会的隐患，其中释放的信息值得引起关注。十五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宪法赋予的游行示威权利受到限制，民间的不满和怨气没有正常的宣泄渠道，社会表面的平静就像一个安全阀被堵住的压力锅，当中积聚的压抑情绪一旦找到突破口，就会演变成激烈的社会行为。
七大压抑寻找突破口
归纳起来，目前中国大陆社会有七大压抑：一是民族主义的压抑，二是新闻媒体的压抑，三是弱势群体的压抑，四是校园的压抑，五是知识分子的压抑，六是网络世界的压抑，七是宪法的压抑。压抑的社会要逐步开放，释放怨气，否则很小的社会事件都会被燃点，引爆社会危机。
（一）民族主义的压抑
民族主义及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龙的传人亦有强烈的民族感，这是一种民族自尊的自然情感。但在神州大陆，民族情感的抒发仍然受到党政当局的行政干预。中华民族的反日情绪被压抑了很久，从痛苦的历史记忆开始，到这些年日本政府变本加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引发中国民间反日的呼声日益强烈，但中国官方以“稳定”、“维护中日关系”为理由，不予支持。全球华人保钓三十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宣布钓鱼岛的最新形势，海内外很多中国人指出现在钓岛已经沦陷。这次中国各地的示威游行中，出现“光复钓鱼台”的标语，因为岛上的灯塔已被日本政府接管，周边海域已被日舰控制，令全球华人感到无比的压抑。
民间对日索偿均败诉
中国民间对日军侵华罪行的索偿和抗议，基本上是个人行为，但得不到当局的支持，资讯不能公开透明，广大的受害者投诉无门，基本上无功而回。钓鱼岛沦陷、慰安妇得不到赔偿，中国的民族尊严在反日抗争中不断受挫。
（二）媒体的压抑
这次反日示威，显示媒体的压抑。沸腾的街头与全国失声的媒体形成强烈的对比。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中国开放最为显著的还是经济领域，媒体资讯的审查和控制制度与正在走向全球化轨道的中国经济形成落差。对重大问题变相的“舆论一律”依然是中国媒体的特色，连续几个星期在中国大陆爆发的反日浪潮，除了由中央宣传主管部门控制的新华社作些简单的报道，中央其他主要媒体和地方媒体都万马齐□。电视上都不准出现示威画面，中国各地的反日热情，在中国媒体上一片空白，人民的知情权荡然无存，也是莫大的压抑。
为保股市抽起财经版
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广州《南方都市报》财经版原拟刊出一篇有关一千五百亿人民币游资撤离中国股市的报道，当局担心会引起股市震汤，中宣部紧急下令禁止刊登这篇文章，结果临时将整叠财经版抽起，导致《南都》当日没有财经版。地方媒体恢复了主要报刊出版前大样送主管宣传部门审核的制度。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留英博士、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黄煜表示，当局压抑媒体是因为对新闻媒体认识不正确，“有的人要么将媒体看作是罪魁祸首，一切均由媒体而起，要么就认为控制了媒体就可以控制一切”。黄煜认为，媒体是现代化社会表达民意和疏导民意的有效途径，媒体开放度是社会良性互动的指标，媒体被压抑了，不能表达不同利益团体的呼声，这些利益团体必定要找寻出口。
（三）弱势群体的压抑
改革开放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引导，包括工人、农民等占大部分人口的社会群体是受压抑的群体，在生存、工作，甚至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这个群体的声音被压抑了。尽管胡温新政已经开始考虑更多关心生活在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利益，如强制发放拖欠民工的工资，给农民、农业免税，关心煤矿工人、爱滋重灾区等等，但短期内仍难根本改变弱势群体受压抑的现况。
九亿农民在电视画面中看到的中国城市繁荣，与他们的生活距离遥远；无产阶级工人本是社会的主人，但上海、北京、深圳的民工每月六七百元人民币的薪水还不够城市大款一顿饭的钱，巨大的两极化加深了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近年中国大裁军后，退伍军人不甘心成为边缘人，也走上了上访的路，就在周前千多名退伍军官从各地到北京讨个说法，引起北京当局震动。
杀妻案农民蒙冤十年
湖北农民佘祥林早前因“杀妻”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系狱十年后，被“杀”的妻子突然出现，“杀妻”冤案才得以昭雪，佘祥林的母亲当年为儿子喊冤上访也被关押，含冤去世。佘祥林冤案曝光，一时又出现了更多的冤案，云南省丘北县农民王树红被疑强奸杀人，三百天后真凶归案，他重获自由时已成残疾人了。据最高人民检察院透露，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二年的五年中，检察机关决定不批准逮捕的有四十六万人，被宣告无罪的约近三万人，大部分来自基层。
这次反日浪潮中，更出现工人抗争罢工事件，东莞一家日资工厂日前爆发千名工人集体罢工，日籍管理层报警，但当局不能强制复工，管理层只好宣布工厂放假一天。事件虽未扩大，但也反映工人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压抑心情。
（四）校园的压抑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动因主要来自校园的学生，所以大学生被当局认为是最需要控制的群体。中国大陆的校园中不仅有严密的管理制度，每个班级都配备有教师任指导员，随时掌握学生的动向，与西方开放式学习的大学生活相比较，大陆的学生也处于一种压抑状态。
不久前，继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遭关闭后，教育部门以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为名，关闭南京大学BBS“小百合”并删除所有资料，还禁止包括“水木清华”在内的所有大学BBS与外界互动，高校学生不满言论自由和话语空间受限，清华校友开设网站征集签名，发表公开信表示“无法理解”教育部的决定，呼吁恢复 BBS校外接入功能。四千多人登陆网站并签实名。
大学生摘下校徽游行
上海反日示威以学生为主力，但在一些校园，早前校方与学生接触，学生都说功课很紧，没有兴趣上街，请老师放心。其实他们早就打算上街，而不想让校方知道。上海一些大学的学生走出校门前拿下了校征，悄悄走上街头。
大学生是中国的未来主人，他们今日所面对的压抑，也可能化为未来中国变革的动力。他们深深体会当前体制的局限性，必须冲出框框。当年“一二九”反日示威的学生领袖，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领袖人物。二零零五年反日示威的学生领袖，也许将来会成日中政坛的领袖。
（五）知识分子的压抑
与文革时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从“臭老九”变成主流之一，但中国知识分子富于思索、善于争辩，思想活跃，极具正义感，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当权者争取利用改造的对象。从“五四”开始，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激变中，一直是社会的中坚，所以就容易成为受监视的对象。当局往往以控制知识分子的活动平台，包括研讨会、论坛、出版部门来控制知识分子。以不让出国、不准出版、甚至不准上讲台等方式围堵。受泛政治化思维的影响，结果是，学术自由的空气至今尚未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知识分子虽然不要夹着尾巴做人，但在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大潮中被异化了，难以在权贵面前讲真话。
中国软权力的匮乏
知识分子被压抑，也造成中国“软权力”的匮乏。由于泛政治化力量统领知识界的领域，使人文空间及创意空间受到损害，也使制造“软权力”的知识分子未能发挥最大的力量。当中国的电器产品、纺织品进占全世界市场之际，中国的创意产品却在全球市场中占非常少的份额，难以与西方的好莱坞、迪士尼分庭抗礼，中国的国力无法进一步提升。
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希望实现“公共知识分子”理想，如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伊德（E. Said）所说，要在权力面前讲真话，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被当局视为“政治不正确”。广州出版的《南方人物》月前选出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封面即被警告，也禁止这项提法在媒体上出现。
（六）网络的压抑
网络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也是民间交流的自由空间，中国虚拟世界被防火墙阻挡，有戒备深严的网警把关罩着压抑的大网。据悉，有关部门对网络的检查控制一点也不亚于平面媒体，派出专人作网络清道夫，监管部门对网站都设有专人负责监视，以保证网上的政治正确、意识健康。有网络商告诉亚洲周刊，有关部门的监管人员对网络刊出的文章检查非常仔细，发现敏感议题的文章，会即刻要你撤下。为免麻烦，该网站在两会期间索性关闭了网民的评论。
防火墙阻碍网络延伸
中国网络的压抑在于网警林立，防火墙处处，使中国的网民无法与全球化同一步伐，不能与国际充分交流。这也使中国网上的创意大打折扣，未能使中国的网上力量发挥更大力量。不过中国网民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已展现锋芒。这次反日示威的联系，就是靠网上及手机短讯凝聚人气。更不要说年前孙志刚事件及孙大午事件，都是靠网上力量的制衡，终冲破地方官僚的权力防线。
（七）宪法的压抑
胡温执政曾提出要以宪法治国，但至今宪法的力量得不到张扬，对人权的认识仅停留在温饱权，与普世价值脱节，宪法是被压抑的。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集会自由的权利，一九八九年十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通过了《集会游行示威法》，各地均根据了各自的情况制定了地方法规。主要精神是公民有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但须提前申请，不同意要说明理由，不作答覆视作批准。法律法规都很清晰，但从那时起，宪法赋于公民的这项权利基本上很难实施。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顾敏康承认，中国大陆批准游行示威的难度要大得多，控制得比较严格。顾敏康表示，法律的有关规定不是要限制游行示威，恰恰是要保障公民这项权利。
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之初曾一度强调回归宪法，给海内外中国人带来巨大希望，但日后的发展显示，“党大于法”仍是主旋律，宪法的权威性仍无法伸张。法律或行政命令是否违宪，也没有机制去仲裁解决。回归宪法及依法治国成为一个遥远的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来若能冲破压抑，落实人民的权利及权力的制衡，则中国社会今日诸多的压抑都会化解。
疏导民怨有如泄洪水
自然，中国正在走向开放，压抑的情况是开放社会中需要改变的现状，疏导民怨要象泄洪一样，不能等洪水来了才开闸，平时就应该有疏导的机制；更要像压力锅盖上的安全阀，要保持疏通的状态，以免形成高压引起爆炸。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黄煜说，媒体就是泄洪的一道闸，平时充分表达不同利益团体的声音，就不致会引发洪水冲破闸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提出的“宣泄”理论和由此而来的社会冲突论中的“安全阀”理论是很有借镜意义的。
虽然，胡锦涛、温家宝致力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下，中国致力经济建设的机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北京政府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中，经济开放优先成为铁律，即使在经济改革取得成效，政府还是更希望维持“经济热，政治冷”的现状。在维护来之不易的经济形势的“稳定”压力下，中国社会显得有些压抑，有些郁闷，即使是矛头直指日益嚣张的日本右翼势力，民间的声音都难以表达。这次示威，成为民众多年来不满政府“抗日”不力、民间反日被压抑的总爆发。有学者认为，一个民族有情绪是很自然的，也需要保护，但在矛盾尖锐的中国，在压抑多时的社会，民族情绪的激发会转化为矛盾的出口。
民间反日成为社会发泄的出口，这是北京政府最为担心的，有消息透露，在北京、广州首轮反日游行后，中共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胡锦涛告诫，必须防止骚乱扩大，以免示威者有藉口发泄对其他问题的不满。在经历了连续两个周末“双休日”的示威游行，眼见示威者情绪日趋激烈，行为出现暴力倾向，北京当局正采取降温措施。较早前，有海外媒体批评北京当局纵容示威者，是想借民意反日在国际上对日本施加压力，但北京的一位官员表示这是不了解国情，“今天民众是反日，政府抓得过紧会压抑了民族情绪，民众会将矛盾转化为针对政府，但政府如果放纵，后果更难设想。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事实上，在各大城市第二波示威游行来临前，各地已采取了防范措施，中宣部明令中国大陆媒体除新华社外，都停止报道反映民众反日情绪的有关消息，媒体间不得相互交流，军队也紧急传达指令，不准官兵上街。上海市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层层传达，要求做好单位员工的劝戒疏导工作，不要上街，上海一定要稳定，以经济发展为主，不仅大学要求阻止学生上街，中学的教师都作了交待，要求密切注意学生的动向，并指令二十四小时开着手机，遇有紧急情况随时可以通知到。
当局忙救火以防失控
上海市公安针对互联网站和手机出现鼓动集会、游行的资讯，新闻发言人不仅通过报刊、网络发出尚未受理、批准过游行申请，公安部门还通过中国移动和联通的手机网络向全市的手机用户发出短讯，劝阻市民上街示威。
上海一直被认为是经济城市，是日本最安全的投资地，每天来往东京上海的航班几乎班班满座，开放之初，上海也曾是赴日留学生最集中的城市之一，不少上海的日本店都有这些留学生经营。有人批评上海反日“冷漠”，结果是连一向被称为政治冷感的上海人都忍不住了，示威游行释放的社会爆发力耐人寻味。
有学者认为，北京政府十分清楚，社会经济利益团体的冲突，使得中国的社会矛盾仍十分尖锐，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老百姓基本上都被各不相同的围城堵住，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闷罐”，上述的七大压抑成为“干柴”，遇到“烈火”就会随时成为燎原之势。
香港的游行示威和平理性有序，是全世界少有的。其实，香港更重要的是自由及规范明确的文化，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香港有充分的自由，有宣泄的多种出口，所以即使在洪水泛滥也不会澎湃汹涌。香港可以，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