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8月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并要求各地组织联络和利用秘密社会的力量。8月3日中央在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提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的指导思想。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通过《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提出“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农会党等势力”。“八七”会议以后，鄂西的巴东、兴山、秭归等地党组织在湖北省委和鄂西特委领导下在“神兵”中开展工作，暴动取得了“神兵”的支援2。8月23日中央要求湖南省委在军事上能够“联络和组织土匪农军”。9月12日中共在两湖暴动计划中要求：“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会党、土匪）、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时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收编。”湖南省委发出《湘省目前农民运动（农村暴动）行动纲要》对土匪及会党提出了更具体的策略：“应密切的与会党合作。我们所活动之处均须与会党接头，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所没收土劣之财产可分给他们。农协可准他们办，但不可使他们破坏我们的组织。对土匪我们亦向他们宣传土地革命，邀他们共同工作。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们可准他们入党组织特支，不与其他支部发生关系。我们可用专只是收买他们的形式。”
在联络和利用秘密社会的策略指导下，各地暴动开始时，会党、绿林队伍纷纷回应。方志敏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的武装暴动很多洪门会员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暴动也联合了会党群众，有几股土匪主动要求参加暴动，起义的主力之一第四团正是由修水、铜鼓一带的土匪邱国轩等一千余人改编的。在河南，1927 年11月豫南确山县秋收暴动，参加者除枪会会众外，还有部分土匪武装。1928年3月固始县大荒坡起义，红枪会则成了骨干力量。
中共各地组织在利用和联络秘密社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1927年8月12日的《中央通告》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注重国民党军队甚至红枪会土匪中“上层领袖的结合联合”，但“对于群众的斗争不能加之充分的领导，客观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滞”。1927年8月，河南省委也对这种做法的危害作了总结：“只注意首领之联络，未积极去抓取群众，所以某一个政治口号，适于首领利益时，他们也似乎能和我们一致行动，我们同志也便洋洋得意，以为可以领导群众……但在某一口号不适于首领时，这一首领整个的反动起来，我们到这时候才手忙脚乱，一点也不起作用。”“这种领袖式的接头运动，固然不能丝毫树立群众革命基础，就是枪会领袖因所许的条件达不到，亦因而痛恶性循环排斥我们，致不能立足（如河北天门会）。……如果不注意枪会群众的分化与领导权的取得，换句话说，就是不注意站在贫苦农民群众利益的观点上，将枪会与农民联合起来，一致为军阀，抗豪绅而斗争，往后工作，仍然是失败的。”27年11月1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继续纠正秘密社会工作中的偏向，南方局广东省委被点了名，湖南省委因“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广大农民起来暴动”也受到批评。中央的观察是符合实际的。不少中共地方组织把联络和利用秘密社会当成组织暴动的快捷方式，来不及做更细致的工作。其中最大问题是：被争取暴动的秘密社会并不稳定，有的甚至“反水”进攻暴动队伍，以至令暴动失败。邱国轩部在湘赣边界暴动开始后即反水叛变。在海陆丰地区，中共党组织用花钱收买的办法收编土匪，结果却是人钱不见。1928年10月江苏金坛暴动，事先争取了的艾小根的刀会没有实践诺言。后来江苏省委策动泗州、黄口暴动，希望借用土匪的力量，结果也遭到失败。在纠正秘密社会工作的偏向方面，河南党组织比较即时也比较成功，这与河南的农运规模以及秘密社会的组织特点都有关系。在其他地区，在秘密社会工作初期即要求“解除其武装”，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必然是秋收暴动后各地党组织坚持的基本策略。
1927年秋收暴动失败，毛泽东移师宁冈，对洪会首领王佐、袁文才的工作获得了成功。1928年王佐、袁文才的武装也接受了改编。有一次，毛泽东与王佐聊天，听说井冈绿林“朱聋子”的生存之道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深受启发，后来就总结了著名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1927年底贺龙、周逸群前往秘密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湘鄂西地区开辟根据地。贺龙等人对秘密社会的首领采取争取和分化相结合的办法，并依靠和发动群众消灭反动秘密社会组织，不少秘密社会成员加入了革命队伍。1929年1月，贺龙在鹤峰县邬阳关班竹园成功地收编了陈连振、陈宗瑜父子的“神兵”二百多人，将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特科大队。5、6月份，在这支收编的“神兵”基础上组建了湘鄂边红军第四团。这支队伍用红布缠头，喝“神水”借力，作战勇敢，号称“神兵团”9。事实说明，贺龙个人的绿林经历十分有助于秘密社会工作的开展。1930年12月，贺龙利用在哥老会中的关系，在走马坪收编了四川东部的土著武装甘占元、覃伯卿（秦伯鲫）、袁海清、张轩等部一千余人。1931年红三军（由红二方面军改编）转战湘鄂川黔地区，与黔东一带势力强大的“神兵”建立了关系。1934年5月，红三军开始收编当地的“神兵”。6月16日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号召“神兵”加入红军。收编的“神兵”先编为黔东纵队，后又因人数增加而编为黔东独立师。1929年10月，中共在筹备龙州起义过程中，软硬兼施，收编了养利、左县一带的土匪头子冯飞龙为第一路游击司令，收编龙州土匪头子黄飞虎为第二路游击司令（包括大青山土匪周建鼎、下秀土匪陈敏良的部队），收编土匪钟显章为第三路游击司令，龙州起义得以顺利进行。
1929年上半年，红四军入闽，会党和土匪成了各方争取的力量。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闽西的大刀会时常与红军发冲突。红军集中力量争取在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拥有万余会众的大刀会首领林熙明。经过努力，林熙明与红军负责人黄立贵等吃鸡血酒称起了兄弟。后来红军又通过林熙明的关系争取了绝大多数会众。1929年4月5日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提到，土匪三百多人、二百多枪被编为红军独立营。1929年5月26日，福建省委致红四军前委信，提到了漳州、泉州一带的土匪希望被收编的情况。闽西特委也在一份报告中说，武平、永定、溪口、龙岩一带的多股土匪接受收编，转化为红军和中共的地方武装，而中共在连城、溪口、宁祥一带土匪中也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
在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秘密社会是中共各地组织的自觉行动。陕甘边区刘志丹对郭宝珊及其它小股土匪的争取，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特委对“神团”以及哥老会的争取26，江苏省委对徐州、海州刀会的争取27，都取得了成功。中共1930年1月的一份报告《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扩大总形势》说：“河南南部靠近湖北安徽的地方……大部分枪会走向革命化。”“上川东下川东各地的‘神兵’都一天天革命化了。这些‘神兵’在万源、城口、开江、垫江、邻水、长寿等县势力极大。他们以抗粮、抗捐、抗重利盘剥、打倒军阀为号召，并且准备成立苏维埃政府。总之，四川大部分‘神兵’已知道和红军合作。”“江北（江苏省）各县斗争，更为激烈，许多失业的农民的自发的武装骚动，如大刀会、小刀会等等……有一部分革命化的形势。”8中共的秘密社会工作基本上防止了统治者对秘密社会的利用，扩大了红军的队伍和影响，为根据地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在局部地区还帮助解决了红军的经济和生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