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暴政逼出“暴民”
我们那个乡自《村民自治条例》颁布以来，从来没有得到过认真贯彻落实。全乡仅仅有一个村（京庄村）的村民通过上访后，选举了自己的村长；但是前年，这个民选村长还被村支书雇人杀害了。其它村再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民选村长。我所居住的村（果园村）也是如此，与其他村不同的是，党委派的“村长”和“支书”遭到了村民们的抵制，使他们不能开展工作。但是共产党的干部就是那么不要脸皮，他们死乞白赖地行使“权力”，愤怒的村民上访也无人搭理。结果前几天，那个被非法委派的“村长”（刘忌民）家中的十多棵树不知道被谁砍了，另外那个“村支书”（李永海）家门前的树也在一夜间被刮去了树皮。刮树皮的人还向“村支书”喊话：“你的脸就像你家里的树一样，不要皮了，你还活着干什么”？吓得“村支书”连门也不敢出。
诚然，以损坏他人的财产为手段对共产党干部进行报复是不对的，但是这还不都是共产党给逼出来的吗？试想如果让村民们民主选举自己的领导干部，村民们也就不会以这种方式方法来对待这些非法干部，看来暴政产生暴民是一个历史的必然现象，如果共产党不进行政治改革，类似问题只会有增无减。
二、“地下工作者”
共产党自夺取政权，其执政都已经56年了，但是他们对民主仍然是陌生的，甚至是害怕的，在日益觉醒的人民面前，他们表现得非常狼狈不堪。乡亲们对我说，那几个利欲熏心的“村干部”由于不是村民选举的，在村民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他们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到乡里去开会，碰上人们问他“去干什么”时，他们都不敢说去开会，而说“去赶集买东西去”。由此可见，他们仅仅为了那一顿饭、几杯酒就什么也不顾了，光天化日之下连伪装成“民选干部”的勇气都没有了，看来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已经被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洪流之中了。
三、 党委书记怕群众
由于乡的党委书记（唐士安）既破坏民主选举，又腐化堕落，他竟然在共产党开展的所谓“保鲜（先）”教育时，擅自率领各村的党支书浩浩荡荡到海南省公款旅游，共花费七十余万元人民币。愤怒的村民们去乡里找到他说理，吓得他连门也不敢出。乡亲们不无幽默地说：“共产党不管他们的党徒党孙，我们来替他们管管这些中华民族的败类”。
四、 究竟是谁“忽悠”谁
当赵本山这个家喻户晓的“忽悠”大王的“忽悠文化”盛行之时，中国人都开始“忽悠”起来，都在选择适合自己欺骗和“忽悠”的对象。乡亲们向我讲起了有关 “忽悠”的二件事情，一件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忽悠”他们的总书记胡锦涛的真实故事：在2003年的冬天，胡锦涛到山东省定陶县去视察工作，听说那个地方盛产蘑菇，便要去参观，当地官员把他领到了一个叫“王梁乡”的乡里，但是由于气候原因，该乡根本没种蘑菇。当地干部为了让总书记满意，便提前到河南省夏邑县买了一些蘑菇，然后把蘑菇放到塑料大棚里，告诉胡锦涛说，这就是他们种植的蘑菇。胡说：“此项目可行。”于是在胡锦涛走后，当地政府马上给老百姓发放贷款，种蘑菇。可是那些不懂种植蘑菇技术的农民们并没有把钱用到种蘑菇上，不少人都用贷款给自己买起了摩讬车和手机，并说：“反正是胡锦涛批的钱，不用白不用”。此事在当地传为笑话。
第二件事，就是乡亲们讲到了共产党“忽悠”农民们的问题，他们说，虽然是共产党声称“减免农业税”，但是他们却通过抬高农业生产资料的办法把负担又加给了农民。比如说，过去一吨化肥只需要48元人民币，而现在却需要90多元，如果每亩地一年用化肥一吨，一亩地就增加了几十元的农资负担，而农业税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亩地才征收8元钱，由此来看通过“减免农业税”的办法并不等于就能减轻农民们的负担，相反由于各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们的经济负担反而增加了。因此乡亲们说：“如果不算帐，还真被所谓的‘减免农业税’给‘忽悠’住了”。
从以上几则真实的故事中，我们不能不看到农村形势的复杂化，更加令人深思和可怕的是，这些千奇百怪的事情并被有引起当局的重视，而任其发展蔓延。难怪乡亲们困惑的问我；“他们共产党政府里的干部都在干什么？他们究竟还管什么？！”
我的回答也很简单：“他们在营造和谐社会，在搞和平发展，如果把权利给你们，那些贪官污吏不都倒霉了？他们完蛋了，谁还帮助共产党维持这个来之不易的‘和谐社会’局面哪？！”其实，这就是共产党的“硬道理”，至少目前谁也无法碰它和改变它。至于这样的道理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那就只有让历史的发展规律来决定了。
不论怎么样，以上这几则民间故事也足以聊博得人们一笑，并在笑声中引以思考。
2005年6月1日 于徐州家中
《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