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说，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大学生是再也不关心政治了，期望他们会再象一九八九年那样投入社会运动，只能是妄想了。的确，经过六四镇压的打击，和全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熏染，大学生们的政治兴趣确实不如八十年代了。但是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三日江西省28所高等院校四万多名学生走向街头抗议教育系统的腐败，成为一九八九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又该怎样解释呢？运动的具体动因虽然是高校的腐败和学费太高，但是你看看他们喊出的口号：“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国！”“向腐败势力、黑暗习惯宣战！”“改组官僚、腐败的省委省政府！”没有一个不是政治性的。也可以说。
和一九八九年不同的是，这一回学生们是通过自身痛苦的经验、一方面大部分学生必须打工才勉强交得起学费，而另一方面，学校领导和教授讲师们的一门心思捞钱和享受，使他们的思维从个人、校园扩展到政治全局，而不是像八九年的学生似地对腐败还仅仅有抽象地认识，由此就完成了一个从对政治漠不关心到积极投入的过程。这里还包含一个对自身 权利和利益的维护意识，这就把他们的工农的维权运动结合起来了。
另一个流传甚久的想法，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最好对付，只要有一口饭，就不会造反。六月里恰好是在经济最发达、因而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带，发生了多起农民暴动。浙江省新昌县一万五千名农民为了制止一家高污染的制药厂继续开工，和前来镇压的军警们展开了连续三天的斗争，激烈程度不下于战争，终于达到了目的------占领了那家工厂，使他们不能开工。斗争还在继续，一定要到赶走哪家工厂为 止。
十年前，这类骚动一年不过一万起，而去年却增长到74000起。数量的增多里面包含着一个质的不同：以前还寄希望于政府来解决问题，现在则对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认清了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学到了外地农民 斗争的经验，斗争的艺术更高明了。
到不久以前为止，中共官方的对策似乎还是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把一切骚乱归之于 “外来敌对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镇压。今年夏天，这方面似乎也有了一点新动向。温家宝把江西学生抗争的原因实事求是地归结为“官僚，腐败”，同时严厉禁止镇压，而是要求“妥善处理好学生的要求”。还不准对学生“秋后算账”。从地方官员和胡锦涛的某些言论里，也能见到些许变化。
是不是在强大的群众抗争运动的压力之下，他们终于开始有了一点新思维了呢？但愿如此。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一方面动乱有野火燎原之势，而暴力又只能靠它起到恫吓的作用，因为谁也不敢下令对群众开枪；甚至擦枪走火的事他们也怕得要死。那么剩下的出路难道不就是坐下来和群众代表谈判和做出让步吗？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