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中国举办了第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据华商晨报报道，在电影展映上，美国和欧洲影片大出风头不说，就连韩国片的热潮国产片都难以抵挡。
当记者拿着组委会发放的电影票来到上海影城观看影片时，从影城工作人员处获知，《卢旺达饭店》、《警戒双雄》、《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一部部正在热播的影片中，没有一部是国产影片。
“历年都是这样的，看国产片的人肯定是最少的。”对于这种情况，影城经理富建华早已见怪不怪，他说因为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在排片的时候，国产片就被安排在只有95个坐位的七厅播映，而国外的片子却被“优待”在人数最多的一、二、三号厅放映，最多可以容纳1118个人。尽管在票价上，国产片比进口片便宜二三十元钱，但仍旧很少有人看。
业内人士表示担心，国产影片是否走入了“死胡同”？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2005年春节晚会**
2005年春节晚会，开场是歌舞《盛世大联欢》、结尾是歌曲《盛世钟声》。整个节目主题是歌颂盛世。网络上有人评论：晚会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些空洞无物、扭捏造作、哗众取宠、缺乏艺术含量的次品水货，好像制作者完全没有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观。
有人说，小品和相声本是讽刺艺术，在艺术主体早已缺位的今天，它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还好意思拿来当春节晚会的主菜！有人惊呼中国的小品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中国的文艺早已走进了死胡同。
**要命的文艺审查制度**
中国的电影和每年春节晚会，演出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不久前，山东商报透露了一个小品走上春节晚会的过程。
作家崔凯说，春节晚会的小品必须通过六审。六次审查，一步步加快节奏，以保证主题的正确。2005年春节联欢晚会排练期间，领导们经常夜里两三点开完会发布新指示，然后他继续琢磨怎么把作品再改一改。
今年的春节晚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宣传部长亲临彩排现场，可见中共党的高层领导多么重视晚会的宣传、导向作用。
有一年春节晚会演出了小品《吃面条》就在开播前两个小时，这个作品还没有通这审查。
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在幕布后面站着，不知道能否上台演出，干着急。正在巡视场地的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走了过来，说，“你们上吧，出了责任我负责。但是必须按照我们审查这的那个，不能再加东西了，如果再加，我也有妻儿老小，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后来，陈佩斯在回忆文章里记录了这件事。他说黄一鹤说这句话的时候含着眼泪，感觉好像挺悲壮。为了演出一台“小品”总导演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甚至还要考虑妻儿老小的安危。
演员戴志诚把相声比作“壶”，他说：一把“壶”遭到“封嘴”、“掉把”、“去盖”之后，那就不成东西了。一件文艺作品，经过官方的层层审查、限制、删砍，如果发表出来，只能是个怪胎。
这种审查制度，是中共强加给作者、导演、演员的枷锁，镣铐。在这种审查制度之下，文艺不走进死胡同那才见鬼呢！
**中国文艺的衰落**
1919-1949三十年间中国文艺界群星灿烂，有很多传世著名的大作品。
但是1949年后哪有像样的作品？同是中国人，为什么在五十年前能够创造出杰出的作品，而后来的五十年竟然创造不出一个像样的作品来呢？为什么以前很有名气的作家像巴金、老舍、郭沫若、茅盾，进入共产党毛泽东统治时期，他们却几乎成了绝产的作家，甚至很多像老舍这样世界级的著名作家竟被逼跳湖自杀，而且受迫害自杀的作家、艺术家是一大批，文革中被逼死的就有：
邓拓（杂文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北京副市长、历史学家）、杨朔（著名散文作家）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作者）、应云卫（电影艺术家）上官云珠(著名电影演员)、严凤英（著名黄梅戏演员）、舒绣文（电影明星，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女主演》）、马连良（京剧表演大师）、言慧珠(著名昆剧艺术家)小白玉霜（著名评剧演员）、周瘦鹃（鸳鸯蝴蝶派作家）以上仅为其中几位，其余不胜枚举。（注1）在当时的毛泽东专制政策下，一些著名的艺术大师连生命权都无法保障，何谈创作、何谈创新。
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共统治下，一个知名度很低的作家高行健在国内没有发表出什么像样的作品，在国内丝毫看不到他的才华，默默无闻，后来去了法国，却创造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灵山”，该书立即成了中国的禁书，绝对不准进口。高行健在国外的事迹和创作过程成了大陆严密封锁的消息。很多事例说明，在一个极权国家，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家，产生出伟大的作品。
中国演员很多，拍摄电影不少，但至今还是没有一个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一党专政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中国失去了产生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土壤。
**五把刀子、四项原则扼杀文艺自由**
1954年胡风向中共中央写了三十万字的上书，反对“放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这“五把刀子”，指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要和工农兵结合，共产主义世界观，思想改造和民族形式。（注2）胡风的上书当然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反对共产极权在文艺上的垄断，是为文艺争自由。结果1955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十四年徒刑，后来又判无期徒刑，他那一伙人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触及到2100人，逮捕了92人。（注3）
从1979年开始，中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资级专政，1980年我对此提出过批评（注4）这“四项原则”后来写进党的决议，成了审查文艺作品的依据，一直到延续21世纪初，持续了二十多年，成了在这段时期的“四把刀子”，是制约当今文艺发展的要害。
**中共迫害文艺大事纪**
中国文艺走向死胡同，并非为从现在开始，不妨看一下作者的创作自由和发表自由是怎样遭到打压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作家与工农兵结合，作品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讲话成了禁锢作家创作自由的“最高指示”，是中共执行文化专制的经典文件，指导中共文艺政策60余年。
1942年6月，中共党员作家王实味在延安，因为写了《野百合花》揭露当时中共统治下的延安的阴暗面，对“衣分三色，食分九等”官僚主义表示不满，遭到大会批判。1943年逮扑，后枪决。
1950年放映《清宫秘史》时，毛泽东说这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电影应该批判(注5)
1951年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注6）批判《武训传》“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全国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大批判。
1955年毛泽东亲自领导、指挥、操作在全国开展对《文艺报》主要负责人胡风的大批判。
1957年打了五十五万“右派”，包括大量的文艺界的人士，如著名作家刘宾雁、吴祖光、丁玲等。
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国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注7）
1966年“文革”是以批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文革”中对文艺界的打击具有毁灭的性质。在“文革”十年中除了八个《样板戏》，所有的中外电影全被封杀、停演。
1981年批判电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
2003年一部很好的电视剧《走向共和》被强行删改之后，中止了重播。在这之前胎死腹中的作品无法统计。
2004年有上百部电视剧在审查后，被枪毙，胎死腹中。
**作家的饭碗和作家的自由**
毛泽东和中共控制作家，一靠“刀子”，二靠“饭碗”，他为了控制作家，让所有成名的作家都加入“作家协会”，作家要像工人一样评上级别，按级别领取工资，于是作家成了国营“作家协会”的奴工；老实听话，会按月发工资，稍有出格，或受批判或被开除，一个作家靠写作为生，一旦开除在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一党专政国家，到哪里去吃饭？
中国的出版社、媒体都是国营的，在哪里都有个党委在统治着，一旦被开除，你想靠文字，靠出版著作来混饭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作家要想独立创作，就必须要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谁不怕挨饿？于是作家只能按照党的教导、按“四项原则”去创作，写出的人物只能是些行尸走肉。
**出版、摄制、演出全是国营**
现在中国的出版社、影视公司、演出场合，全都是国营，都是由中共的宣传部门直接管辖领导，省里、市里的大报社长、总编，基本上都有对应的省市党委常委或宣传部长兼任。
在中国的民间的创作，虽然没有停止过，但是不能获得公开发表的机会。
如讽刺官员腐败的顺口溜：“党员开会反腐败，问题出在前三排，根子就在主席台，中间那个最厉害”形象地描述了官场的腐败。如国营企业的工人编的顺口溜：“辛苦三年半，赚了40万，买个乌龟壳，装个王八蛋”这些民间的创作，只能口口相传，不能在媒体发表，更不能搬上舞台。
过去六十多年中国出现了空前的大动荡，群体的分聚，思想的碰撞，人间的悲欢离合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了很多重大的文学体裁，如爱情、亲情、公和私、正义和邪恶、人性和兽性等等。这本是作家应该大书特书的重要主题，这是应该产生大作家大作品时代。但是中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艺工作者只能在中共的监视管制下创作，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文艺作品必须在中共设置的囚笼中生长，在这里成长出来的产品，只能是些苍白无力的畸形怪物。
**文艺作品进口有配额**
由于国内文艺产品的极端贫乏，人们自然想看国外的产品，呼吸一点新鲜、自由的空气。我问过一个大学生，最愿意看哪国的电视剧？他回答：第一是韩国，第二日本，第三台湾，第四香港，至于“祖国大陆”的电视剧他竞排在最后一位，几乎不看。
为了钳制民众的思想，为了防止境外的自由思想传入国内，中共也严格地审查限制境外文艺作品的进口，像电影一类的国外文艺作品，都必须经过审查，都有配额，并非根据市场需求进口，这是为了免得有碍于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作品，被国人看到。
海外优秀文艺作品能通过中共检查，公开演出的是寥若晨星。
**五把刀子底下的文艺**
从三十年代延安时期开始，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的文艺都是在“五把刀子”底下讨生活，作家在进行文艺创作时都胆颤心惊生怕出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官方的“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半夜鸡叫》等作品都是在煽动阶级仇恨，丑化“敌人”。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煽情，在土改中打死了数以万计的地主，在文革中逼死了无数的知识分子。
《半夜鸡叫》被编入了中小学课本，大意是地主周扒皮半夜里到鸡窝逗引鸡叫，让长工半夜下地干活，但是据说，有人考证，公鸡在半夜里是不会鸣叫的，为了骗人，不惜造假，这就是当年的文艺。
“文革”中的文艺要求体现“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的思想和毛的路线），于是出现了八个“样板戏”，同时出现了很多肉麻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像《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的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唱遍了全中国。在“文革”中活着的作家，几乎都受到了批判，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作家浩然，书店里也只有他的两部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可以销售。这两部书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
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垮了，但是歌毛泽东之功，颂共产党之德，仍是文艺的主体。
这就是当前中国文艺的现状。
**中共把文艺变成了宣传**
多少年来，文艺成了中共的宣传工具，宣传中共和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宣传他们统治下的繁荣和昌盛。文艺成了中共掩盖丑恶的遮羞布，文艺成了他们打击敌人丑化敌人的利器，胡风，刘少奇是他们的敌人，现在国内外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是他们的“敌人”。
“文革”中很多单位都成立了“文艺”演出队，他们的名字就叫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反复演唱的歌曲是：“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这些歌词当年唱遍大江南北，过了几十年，现在的中老年人还能随口唱出来。
**文艺的功能**
文艺是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民情民意；健康、自由的文艺，是推进人类前进的动力，这种文艺还会通过潜移默化朔造国民心灵。
文艺的重要性在于，立足于现实、颂扬光明、善良、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
讽刺是文艺的重要功能，但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的文艺，基本上消灭了讽刺，而且正在把具有讽刺特点的相声和小品逼近死胡同。
“为什么讽刺就这么难？”作为赵本山创作班底的重要成员，作家崔凯感到困惑，在他看来，“讽刺”是小品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但现在不能用讽刺，这当然妨碍小品发展形成独立的艺术样式。
崔凯创作了很多部新春晚会的小品，但现在他感慨，“哀莫大于死心”他说，“早前创作的小品有很多社会抱负，有激情，现在不想搞了。
文艺本应该是贴近现实的，但是受到专制主义五把刀子的威胁，只能离现实越来越远。反映近代史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主要写民国初年，受到大量的强制删除在初演后，又在重重压力下被停止重播，打入冷宫。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都离近代越来越远，从清末民初退到300年前的清朝初年，以后再退到汉武大帝。因为千年前的历史离“五把刀子”、“四项原则”到底远了一些。
**文艺上的数典忘祖**
我们姑且不讲在中国的祖辈对文艺有过多么精湛的论述，也不讲世界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关于文艺有过多少深刻的理论，我们可以讲一讲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是怎样论述精神产品的。
马克思写到：“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注8）中共的文艺政策已经背离了它自己的老祖宗，他们只准文艺有一种颜色，一种声音，说他们数典忘祖并不为过。
将近70年来，在中共的统治下没有人敢公开对当局的文艺政策，宣传部门的检查制度提出挑战。近年来，北京大学的焦国标教授，写了《讨伐中宣部》的雄文，上海的沙叶新教授写了《宣传文化》向中共的宣传和宣传部门（主管文艺）提出了挑战。
文艺为中共建立统治和巩固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在土改，“文革”中，再如现在的“稳定压倒一切”都要靠文艺。中共绝不会轻易放弃文化专制。文艺自由需要全体国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花大力气去争取。为了争取文艺创作、出版、演出的自由，有识之士，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闯出一条文艺自由，文艺复兴的路来。（2005年7月1日于山东大学）
（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