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试图从黄河的历史与现状来探讨和阐述黄河兴衰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意义。
这是选自郑义着的《中国生态崩溃紧急报告》中有关三门峡水库大移民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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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又一个大规模移民的悲剧故事。
五十年代初，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建造三门峡水库。
【政府巨大的宣传工程轻而易举地制造出一种无尚的荣誉感。】
人们被告知：他们为黄河下游数以千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作出牺牲，他们是国家的功臣。政府并信誓旦旦地向移民们作出保证：安置地的生活绝对不会低于原有水准。1956年秋，节日般的大迁徙开始了。很快，政府的谎言被大漠风沙所撕破。宁夏贺兰县和陶乐县的移民安置区地处黄土高原的沙漠边缘，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一年到头狂风漫卷，黄沙蔽日。晚上闭门睡觉，第二天早上房门就会被流沙封住。当时，一位负责移民事务的干部不小心掉进一个沙坑，没有挣扎出来，顷刻之间便被流沙掩埋，全村人出动也未能找到他的遗体。
黄河移民惨烈逃亡回故乡
【谎言破灭了，大逃亡开始。】
南路逃亡队伍在宁夏首府银川附近被当局拦截，绝大部分被遣返安置区。北路的逃亡者穿越险恶的内蒙古沙漠，辗转于秦晋高原，终于成功地返回黄河岸边的家乡。当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逃亡者们走进自己祖居的村落时，已经泣不成声。他们叙述了安置区的恶劣环境和逃亡途中断水喝尿、沿途乞讨的悲惨情景。乡亲们把他们团团围住，如同召开全村大会。听的人和讲的人哭成一片，泪水淹没了村庄。第二天黎明，村里的马车队出发了，去迎接那些还挣扎在逃亡途中的亲人。恐怖与悲伤迅速席卷了库区，各村派出的马车队汇成一股洪流，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次年秋天的移民，再无欢声笑语。政府派出的大批移民干部如围猎一般驱赶着村民，民兵挨家挨户地搜查藏匿不走者，并随即推倒房屋……原住民早已占据了好地，移民们只好被安置在沙漠边沿。恶劣的气候使移民大批患上水土不服，病倒了一半，带来的耕牛也死得所剩无几。大迁徙后的第二年，又遇上了那场人造的“三年大饥荒”，每月人均口粮仅有7市斤。大批大批的人饿死了，幸存者们一贫如洗。安置地人口剧增，移民数量甚至超过原住民一倍以上，生存空间的争夺与环境的恶化激化了移民与原住民的矛盾。原住民占据了河流的上游，每当灌溉季节，便截断下游的水源。抢水发展为大规模械斗，移民与原住民成为誓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在沙漠与饥荒夹击之下，思乡之情终于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惨烈悲壮的大逃亡。
1960年，是那场大饥荒最可怕的一年。当初冬来临之际，树皮、草根、谷糠、老鼠……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留在安置地只能是死路一条。逃亡很快由分散行动汇集为洪流，宁夏首府银川周围的交通线被挤得水泄不通。
政府当局紧急封锁了所有的车站渡口。只要是陕西口音，没有“移民通行证”不准乘车渡河。在黄河封冻之后，大批移民偷越冰河。贺兰县某移民村40余人踩塌了冰层，当场13人葬身黄河，剩下的人仍然义无反顾地跃过浮冰，继续回归之途。
1961年6月，在宁夏仁群黄河渡口，上万名被堵截的移民与封锁渡口的官员僵持了三天三夜。……
但返回家园的决心是暴力所无法阻挡的。不久之后，1961年7月的一天清晨，当各村留守监视的移民干部们醒来时，发现所有土屋都空无一人。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人从高原上神秘地消失了。这一次，他们绕过严密把守的黄河，向北迂回，横穿内蒙古沙漠，再折向南方，越过晋北高原，顺汾河河谷一直走到山西省最南端， 最后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这条跨越三省，顺着河套外沿绕行数千里的路线，就是首批逃亡移民九死一生的“北路”。除了餐风宿露，忍饥受渴，还要对付官方的围追堵截。沿途各级政府奉命追捕，被抓住的马上强行押解回安置区。漫长的路途中，有些人失踪了，有些人被遣返了，有些人半途留下了，回到家乡的逃亡者不及出发时的一半。
这是自两千年前犹太人出埃及以来最为悲壮的一次远征。
前赴后继持续七年的返库大起义
在政府当局严密的封锁下，大部分移民仍然难圆返乡之梦。
三位共产党的乡村支部书记背上干粮，代表着一千多个移民村庄在北京和西安进行了艰苦的告状请愿。在30万移民的强大压力下，陕西、宁夏两省政府终于同意移民全部返回陕西。
返陕的那些日子，一支衣衫褴褛的灰色人流绵延数十里，在黄河的两岸缓缓地蠕动着，宁夏到陕西沿途所有火车、汽车挤满了回归的移民，这是一支败溃的大军，规模巨大的黄河移民至此彻底地失败了。
1960年9月14日，三门峡水库建成蓄水。
当一个绿色的人工湖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在场的上万名观众无不热泪盈眶。圣人出、黄河清，中国人怀抱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但人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把三门峡水库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高调宣扬的同时，黄河进行了毫不容情的报复：
90％以上的泥沙进入水库后无法排泄，形成淤积。蓄水仅一年半，三门峡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原设计水库水位在330米时的库容为60亿立方米，可是到62年就只剩下43亿立方米了，不到两年时间库容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到了1964年，库容量仅剩下22亿立方米了，四年时间减少了三分之二。照此速度，整个水库只需七年就将被夷为平地，那时黄河第一坝将成为亚洲最大的瀑布。
灾难并不止于此。严重的淤积引起河水倒流，回水在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坝。在短短三年之内，渭河河床抬高半米，西安受到洪水威胁。在坝体做了重大改建和运行方式做了大幅调整之后，水库虽然免于淤废，但蓄水被限制在300米上下。按原计划蓄水360米而强行搬迁腾空的上百万亩土地并没被淹没，而成为闲置无用的荒原。很快，各种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瓜分了这片沃土。
当数十万移民终于回到自己祖居的故土时，不禁悲喜交加。喜出望外的是，家园并没有被水淹没；悲愤难平的是，故土已被侵占，自己竟成了身无立锥之地的外人。一场夺回土地的圣战就此展开。政府当局别无良策，只好习惯性地实行镇压。1964年，夺地运动的首领王志义等4人被警方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
在镇压的同时，陕西省政府对移民采取了分散安置，甚至极端到一村仅安置一户移民。原来的一个移民村有时被分散安插于数十里长的广阔地域，“聚众闹事”的可能被消解。暴力震慑和分散安置的政治谋略，确实维持了十五年安定。虽然在新的安置地里移民们仍然是最贫苦无助者，但返乡之梦似乎已然破碎。
【1979年，黄河大移民二十三年之后，土地承包制开始试行。土地使用权的松动唤醒了移民对故土的渴望，前赴后继持续七年的返库大起义终于爆发。】
1979年秋，后来被称作“返库司令”的移民领袖王福义在自己家中召开了蒲城县移民代表会议。王福义首先讲明与当局对抗必将承担的风险，请不愿闹事者退出。
会场静悄悄的，只见得到一闪一闪的烟袋火光，只听得到抽烟的滋滋声和鼻息。60多个移民代表，没有一个退出的。二十多年来，命运已经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面临的是鱼死网破的选择：蒲城县的移民全被安置在三个最穷的绝地－－北部山边的沟壑区、南部卤泊滩区、中部旱原氟水区。直到七十年代末，这里的日工分值还不到1毛钱，人均口粮不足百斤。承包制推行以来，当地居民首先分得较好的土地，而分给他们这些外来人的又都是最贫瘠的土地。闹返库虽然凶险难测，但留在当地他们只能世代贫困。他们早已置于死地而后生了，选择风险总比坐以待毙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