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会议室，就看见学校领导陪着两位神情和蔼、干部模样的人士，已经安坐在长桌的一端。经介绍，一位较年长的，姓杨，中宣部某处长；一位较年轻的，姓孔，中宣部某科长。既然是中央来的，我们称他们为“首长”，两位连连摆手：“千万不要叫首长，我们也不是首长。”紧接着，他们说明了来意。
我这才明白，原来，半年前，我联合在场其他9名研究生，向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上了一封“万言书”。之后并无下文，本以为此事不了了之。不料此时，两位中宣部干部“代表胡总书记”，特意前来与我们座谈。两位干部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有思想，有见地，是爱国的，胡总书记和中宣部对此都予以肯定。接下来的座谈，轻松，活跃。两位干部要求我们畅所欲言，作为这份“万言书”的执笔人，我谈得最多，主旨是希望中央开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与法制。内容与“万言书”相呼应。我讲得激情满怀，两位干部听得认真仔细，并不时做笔记。座谈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临别时，两位干部再次肯定我们的“爱国热情”，保证回京后，如实向胡总书记汇报。
会见结束后，我和其他同学都感到心情舒畅，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胡耀邦，一位难得的中共开明总书记。并寻思：中国政治改革，或许可能从党内改革派开始？
“万言书”，起源于1985年冬流产的学运。当时，我们得知，中国政府耗数十亿巨资，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兴建宝山钢铁公司，由于外行主导谈判，在这桩交易中，中方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宝钢项目，还使日方数家濒临倒闭的设备供应企业起死回生。我们认为，这是新的国耻。商量于当年12月9日，即“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发动学潮，借反日为名，呼唤民主。
然而，我们的行动很快被学校和市当局获知。在连续散发了几批传单和张贴了几份方励之演讲稿之后，我们受到便衣跟踪，学校领导也找到我们谈话。为防堵学运，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临时出“高招”：将“一二九”前后一周定为当年上海市 “交通安全活动周”：全市进行交通大检查，街道集体活动一律禁止，任何个人和单位不得影响交通，云云。
冷静分析形势后，我认为，当年发动学潮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于是我向尚不具名号的“学运筹委会”提议：激流勇退。计划中的八五年上海学潮因此搁置。随后，我又提议，作为替代方案，改为向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上“万言书”。“万言书”其实没有万言，五、六千字而已，由我撰稿，另一位研究生眷抄而成。大意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和成功；学生运动的本意，是帮助政府改革，带动社会进步，并非什么“闹事”；书中也抱怨我们受到的监视和压力。
“万言书”获得肯定后，我们信心大增，更加关心国事，追求和向往民主。1986年冬天，当合肥学潮传到上海之后，上海高校迅速行动起来，以上海交大为先锋，以同济大学为主力的上海学潮，掀起巨浪，数万人上街游行，呼喊民主，抨击“官倒”，大上海为之震撼。我投身其间，写下生命中难忘的一页。
持续一周的上海学潮，为当年各地学潮中规模最大者，也是中共建政以来，到那时为止，学生自发而起的最大规模学潮。半个多月之后，1987年1月中旬，我们正忙于期末考试，突然听到消息：胡耀邦辞去了总书记职务。我们立刻明白：胡耀邦理解学生，同情学潮，受到党内保守派围攻。后来更得知详情：中共高层一批退休的老干部，如陈云、王震等人，仅以“老同志生活会”为名，召集所谓“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将胡耀邦罢免。充分证明：秉持人治的中共，其内部运作何其不正常！
得知胡总书记遭罢免，我心情复杂而沉重。没想到这次学潮在中共高层中引发如此震动，邓小平等人显然神经过敏；没想到胡耀邦因此代人受过，我甚至感到有些内疚，怀疑我们自己操之过急，“做得太过份了”？当然，我毫不怀疑，以呼唤民主、反对“官倒”为主旨的学潮，其正当性和正义性。
更没有想到的是，两年之后，胡耀邦猝逝，引发全国性的民众自发悼念。与此同时，民主运动如狂飙骤起，席卷神州大地。作为八六上海学潮的弄潮儿，我本人又在广州举义，担当了八九广州民运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
尽管惨遭血腥镇压，但八九民运，以其史无前例的规模和波澜壮阔的声势，影响世界，雄彪史册。八六学潮造先声，八九民运铸高潮。胡耀邦的名字，辉映在两波民主运动的上空，永为人民所怀念，恒为历史所铭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