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未几句,关贵敏便痛感于如今的中国社会道德风气的下滑之快,演艺界亦不例外。在国内时,关贵敏属于名流一族,住在北京西城区,算是文化区,虽说物质生活优越与一般人,但他们圈子里的人很多人都有一种不安的心态,活得不踏实,说不定出门遇上了贼,说不定哪天就翻了船。女演员出了名,长得漂亮一些,就不得不在京城里找个靠山,否则到地方演出时,那些书记、局长、大款等都会揩油占便宜,要不然你就无法上电视走红露脸。
风气既然如此,在那样的大染缸下中,如同“桔生淮南则为桔,生淮北而为枳”,不受污染很难,甚至变得不好了都意识不到。在国内时,是觉得活得郁闷别扭,但并没有感觉太大的不对劲,出来一看,才知道生活在国内便有锦衣玉食,也是非常的悲哀,因为人们的思想完全被禁锢着。
修炼前,关贵敏经常与朋友说“人的思想就如同水,放在什么容器里,就成什么形状,放在桌子里你就是个桌子,放在狗脑袋里你就成了动物,时间长了,谁再把你当人你都不一定高兴。中共的邪恶就在于让你习惯于它灌输的党文化,到一定时候再改变非常之难,甚至让你心甘情愿地为它唱赞歌”。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大诗人王维的这首七绝,是感佩于唐玄宗时琵琶名师雷海青之气节。其时雷海青不愿为叛首安禄山演出,怒摔琵琶而死节。谈到梅兰芳拒绝为当年的侵华日军表演时,关贵敏说自己和梅先生的儿子梅褒玖在一起聊过,能看出那一辈艺术家还是有风骨的,但在中共强梁下,能坚持不低头者寥寥无几。
更可悲的是为贼高歌却不自知。关贵敏说自己出国前全是唱别人写的歌,其中不外乎就是给中共歌功颂德,一个人写了,几个人唱了,无数的人听了,就等于在促进互相毒化、交叉感染的一个恶性循环。
自己圈子里的一些艺术家,关贵敏认为“大部份是很好的人,但在中共从幼儿园开始的洗脑宣传下,人就像石头缝里长出的草,是畸形发展的,思想是被毒化过的,这怪不得他们,只能怪中共太坏了。”
出来后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关贵敏也试图和圈子里的朋友交流,但他发现在那套思维体系下这么多年,有时候像是在两个世界中的人在谈话。曾几何时,看到寺庙里敬香的和尚,关贵敏为他们暗叫可怜;如今时光轮转,方知和尚也许看红尘中人才真正可怜。
修炼了以后,关贵敏自己创作了一些音乐和歌曲,感觉神清气舒,最大的变化是知道该如何做一个人,怎么做人,世上就是有好坏善恶,是择善从之,还是作恶固执,终于有了一个明白的答案。他有朋友说他是给法轮功“洗脑”了,关贵敏则乐听其说,因为法轮功“的确彻底洗去了他脑子里那些肮脏的、不好的烂东西,使他真正知道了做人该怎么做”。
正如他一位名叫顾旺的歌迷所说:“关贵敏先生有着极深的造诣,这体现在音乐上,也体现在对人生的理解和实践上。声如其人,歌如其人。只有道德和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的时候,唱出的歌才会最正最好听。我相信音乐和道德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
很多电台、电视台本来要采访他的,听说是法轮功就不敢了,甚至采访了也不敢报导出来。对此,关贵敏认为根源在于:“中共貌似强大,这些年来黑手到处伸,搞的许多华人出国多年,依然惧怕中共,怕自己的家人受牵连、怕将来回不去、怕国内的生意受影响,他自己的不少朋友甚至都是美国公民了,当问倒他们是怕美国政府还是中共政府时,他们说怕中共政府,美国政府如果你不喜欢,四年可以通过选举“推翻”它一次,而中共容不得人跟它说个‘不’字,从来不把人命当回事的。”
面对次类打压与威胁,关贵敏微笑着讲出了两个字:“不怕!”。因为他坚信一点:社会上终归是要邪不压正的,否则天理不容。“你就挺直腰杆,就不怕它,它反倒拿你没有一点办法”。关先生说中共也曾威胁他国内的亲人,与法轮功学员艺术家同台演出后,中领馆也来过威胁电话,但“你到底怕它什么呢,我就堂堂正正。大家都不怕它,它就完了”。
关贵敏说其实人生无常,河东河西,这边的人们也不用怕中领馆的,那些人说白了就是个工具,被利用完后亦是晚场凄凉。他在北京时曾和一些退回国内的外交官聊过天,有的甚至曾是副部级,但不少人处于没人理睬门前冷落的境地。如果他们在驻外任期真做了坏事的话,就是自己不信有神,也得为自己的现世子孙想想,坏事做多了,他们该怎么办,是否要子孙为其承担罪责?
如今的关贵敏,虽如他一次开玩笑时讲过,“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么都不干;出国以后,除了不唱歌什么都干”,生活清苦了些,围谋生计也不一定容易,但却感到人生中从来没有的畅意与轻松:“我现在真是没有什么阴暗和见不得人的事。过去做一些事情时,得关起门不让人看见,现在不同了,即便有什么不足的,也是个人修为中给提高的地方,更不怕人看见,一句话,感到活得是从未有过的光明磊落”。
著名男高音关贵敏和女高音邹小群在新唐人新年晚会上表演合唱
(大纪元记者卫君宇波士顿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