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广东省劳动保障厅(以下简称广东省劳动厅)公布了20家欠薪企业，这是全国范围内劳动部门首次进行此类揭露。这位知情人士私下透露，这张榜被外界称之为“血汗工厂榜”有些意外，当时依照厅里的规划，只是想对重大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行为的，及时向社会公布，进行公开曝光，增强社会监督效果。但没想到这20家欠薪企业一公布，也不知谁先说，“这不是血汗工厂排行榜吗？”这个榜单的大名就此迅速传开。
无奈的现状
“血汗工厂榜？没有听说过，但是我觉得我这十几年确实是在血汗工厂博命。”33岁的余朝军躺在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已经8个多月，余朝军是来自佛山市三水二友饰品材料有限公司(下称二友公司)的农民工。
10多年除了普通口罩，没有任何保护地常年累月在粉尘、瓦斯、油气、废水弥漫的密闭车间里穿梭，使得余朝军患上了不治之症 －－矽肺病。矽肺病是我国目前最常见且危害最大的职业病。它由长期吸入含二氧化硅的灰尘引起，目前尚无理想的治愈方法，需要庞大的治疗费用，死亡率极高。
“两人在半米之内都看不到人影，没有休息日，请一天假要扣100块钱，只能半月白班半月夜班地轮着干。一天工作9小时，手时刻拿着10来斤重的铁夹具快速穿梭在机组之间，一天要走七八十里路，在废水和油气混合之下一个多月就能走坏一双雨鞋……”余朝军回忆说，“我们的维权过程很艰难，打官司没钱，找劳动、卫生部门，最后还是把情况转回厂里来。一些要求确诊的疑似矽肺病工人也被公司开除。”
“老板已经把厂里一部分资产转移到了肇庆，公司的600来名磨钻工人中，已查出27名矽肺病患者，近百名疑似病人。公司已停产几个月，我们也得不到正常的治疗。”余朝军说，“出来这么多年，老婆孩子都在广东，老家是回不去了，我们都对前景感到悲观。”
对此广东省劳动厅信访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承认，除了拖欠工资外，农民工很多投诉还集中在工作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超时疲劳工作现象十分严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职业病和工伤频发。目前对于这些投诉，如果追得紧一点，这些企业主往往就一跑了之，或者转移资产，换一个地方很快重起炉灶。
“坦白讲，目前大家都不喜欢接关于劳动诉讼方面的案子，一场官司打下来，当事人觉得效果不是很好，律师也觉得没有效益。”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的李信芝律师说，“在目前的局面下，劳动法和各种地方法规条例面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现实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和沉默。”
现代圈地运动
“现在的局面有点类似英国当年的圈地运动，甚至局面比这个还要糟。”刘开明博士说，20多年来，在GDP飞速增长，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为国家经济的迅猛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就是建立在对这一群体整体掠夺性的利用之上，而在很大程度上又将农民排除在再分配体系之外，无法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小岗村的改革成果被停留在80年代。谈到外来工为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刘开明复述了一系列数字：国家统计局公布，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镇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说，雇佣农民工每人每月可以节省796元。全国因雇佣农民工而节省的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8.5%，大体相当于中国当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这还不包括福利、保险的节省。
深圳市总人口有 1200多万，其中户籍居民只有171万，外来人口中80%是农民工。深圳64%的税收靠制造业，而制造业里85%的员工是农民工。中国农民工群体有 2.5亿人，其中进入制造业的占30%，占全国出口加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68%，中国的进出口额11547亿美元，主要靠的就是制造业。
广东省社科院丁力教授认为，要彻底改善珠三角地区恶劣的用工环境，提高工人地位，需要政府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产业升级。
“农村无法养活这么多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又没有合理的渠道接纳他们，解决这一矛盾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改善社会结构！”刘开明博士认为，世贸组织香港部长级会议最出风头的是韩国农民，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韩、日两国通过制度性安排使进城务工者转化为城市人口，并通过公平的教育缩小下一代与城市人口的差距，使得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国家才能得以稳定发展。中国应该借鉴这两个国家的经验，给进城民工提供足够支付生活与教育花费的工资，他们下一代与城市人口的差距就会大大缩小。
而对于广东省政府的“曝光”举措，刘开明认为“血汗工厂榜”并不解决根本问题：“这是一个体制性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关键是要解决目前社会权力不平衡的现状，不能让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继续白白牺牲下去。”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