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人学中文，这么多人喜欢中文，这是全欧洲第一的！全世界唯一的！我进一步感觉，来到威尼斯，回到了人类心灵和精神的伟大栖居地。奇怪，面对这种场面我竟笑不起来，而是激动，兴奋得只想叫喊！只想大哭一场！
走出门来，就是小街露天餐厅，鸽子飞到餐桌上，与人一起进餐。一条小狗朝我们热情狂吠，它走在自己的巷道里，神气活现。我们去了一家简单的餐厅、吃面条，现在增加了布鲁斯，他总是不期出现。餐厅是一幢木楼，楼上楼下全是木地板。布鲁斯很和善地笑着，坐下来之前，我发现他的光头上长着一根独毛！独钓寒江雪！餐馆不收小费，但要收坐位费，意大利餐馆同中国人开的餐馆比较，后者便宜极了。屋里人们吃得很快，一会就散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人。马克永远在问：可以吗？高兴吗？喜欢吗？关怀备至，细心得象女人，他身上某些动作也真有些女性的妩媚。走在路上，哪怕同别人谈话，他也总会注意到你的存在。
中文系或远东系或东亚系，就在一条小水巷边上，下层挺阴沉、陈旧，楼上很清雅、明亮、整洁，空间焕然一新。会见了系主任，然后在小会议室看一部关于“六四”的电影，日本人拍的，电影里有个讲述人是侯德建。银幕前的讲台上坐着个日本人，七八个听众边看电影边听他演讲。这人声音很低，室内安静极了，非常学院派风格。同那间大教室比起来，这里简直静如止水。明天的朗诵大概也在这里，风格也是“学院派”的，决非“大街、广场和人群”式的。但我准备把“摇滚”的喧嚣带入学院的殿堂，焚烧这些“小拉斐尔”和“小但丁”的肉身、烧沸他们青春的血液和撞击他们的心灵。我决不安安静静就范于冷静的空间箝制，而要把我的听众一个个丢入“华夏声音”和中国语言音节的沸水中，然后捞起来，把他们周身粘伏的“文化”皮毛刮光，带他们进入非死板、沉闷的“喧嚣的沉寂”。我不喜欢单纯“上课”式的“传授”，而选择“碰撞”；不选择“注入”而喜欢“融解”。让生命以精神“注视”和心灵“倾听”的方式回复生命和“重返肉身”。坐了七、八个人的房间宛如无人。静静地进去，悄悄地出来，精神“窃贼”似的。又进一间阅览室，拱顶上有绘画，画面上是十七世纪的意大利人想像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阁楼、幽径之外，就是茅亭和渔翁，我必须给他们以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份生命和生存的真实。
我在威尼斯大学的朗诵会，安排在远东系的图书馆，正是日本人讲课的那间小会议室。马克显然估计得太保守，只安排了几十个人的位置。我一看，也憋气。学生们三三两两来了，结果座位坐不下，又增添了椅子，还是不行。人们只好站在过道上，在门口还挤了一堆人。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册我的“房子诗歌”图片，人还在来，图片告罄。显然空间太小、容不下这么多人，而且人还在来。马克同雨兰商量，是否可把人分为两批、分两场朗诵？雨兰建议他换一个大地方，结果换了楼下进口的厅堂，这儿空空荡荡、一无所有，足以容纳许多、许多人。前面地上坐了一大片，后面和两边还站了一大堆。哇！意大利的青春！意大利的热情！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出乎马克和艾帝们的意料，也超过了我的奢望。前头开始由马克对我作了很长时间的介绍，每个人都发了一份我的诗歌的中英文对照影本，这是针对他们的学生也同时学中文和英文而准备的。不想听众来得太多，准备的资料远远不够，马克只好把我要朗诵的诗，直接先用意大利口语直译朗诵一遍，然后再由我用中文亲自朗诵。我朗诵时穿着写有我的诗句中英文的T恤衫上场，衣衫是黑色的，前面的诗句是“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背后写的是中英文的“行走的诗歌”。还有一件红衣衫，胸前写的是“一朵红玫瑰的力量”和从其中摘录的诗句，背部写的同样是“行走的诗歌”。我分别穿着两件不同的衣衫上场表演。也让雨兰在现场中也穿上了另外一件。我一开始朗诵，我发现前面席地而坐的人群中，一位意大利姑娘眼圈就红了，而且眼泪就流了出来。多么敏感的心灵，多么神奇的感应，多么奇妙的人体磁场效应，与匹兹堡人的情感表现方式，似相似又似有某种微妙的差异。人们不仅是听一个诗人的朗诵，也是看一位行为艺术家的表演。这是一位出生于中国古代“楚国”地域的人、也是一个来自历代“冲军”、“流放”的“夜郎”之国的被放逐者。他以喑哑的嗓音释放崇山峻岭中备受压抑的生命的“瀑声”；他以骚动的肢体散发血肉人体本来的色彩和气息。这就是我，一个以“诗”重返生命和复归肉身的人！一个“人走到哪里、身体就移动到哪里、诗歌也行走到哪里”的人。我的诗歌就是“行走的诗歌”。我的诗歌的“行走”，从美国匹兹堡开始、从意大利威尼斯开始！我希望每个人都穿上“行走的诗歌”衣衫漂游在地球上。
我要朗诵的诗很多，前面的都是短诗，后面是长诗《一朵红玫瑰的力量》，我把它称为“诗化演说辞”。到了朗诵“红玫瑰”一诗时，我手持一朵“红玫瑰”上场。朗诵完了以后，一位名叫MICHAEL DE LUCA的意大利男大学生小心地试探雨兰：有没有可能把我的衣衫送给他、作为今天活动的纪念？雨兰正犹豫，我却把衣衫从身上脱了下来，往他头上一套。另一个意大利女大学生EBE AMBROSINI也想要，却羞于启口。这位女大学生是男大学生的朋友，一直很矜持地望着我和雨兰。我发现这种神情，让雨兰把她身上的那件也脱了下来，亲自给她套上头上，然后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那姑娘说，今夜他们刚好要去圣马可广场，问我们能不能接受他们的邀请、同他们一起去广场上散步？雨兰想了想，只好抱歉地说，太忙！因为朗诵完了，要接受意大利记者的采访，之后还要作诗歌书法表演。
我们回来以后，雨兰就把照片发给了他们，很快就先后分别收到了他们的来信。他们说见到我们的感觉真美好，他们不能忘记他们生活中一次棒极了的经历、那个曾经在他们生命中出现的日子。这些照片是他们脑海中的一个美丽的记忆。希望再次见面的时候，用中文同我们交谈。他们现在穿着写着中国诗歌的T恤衫，向世界展示“行走的诗歌”。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是所有的人都想拥有的自由生命的礼物！那个叫EBE AMBR OSINI的意大利姑娘说，那天，他们穿着“行走的诗歌”T恤衫，出现在圣马可广场上，还制造了一点惊奇，哇！人们看他们象看一次艺术表演……
马克当众宣布，书法表演要等到专访完了之后，说着同我们和记者一起上了楼。但出乎他也出乎我的意外，差不多一个小时后我们一起下楼来时，人们居然还一群一群站在原地不动，这几乎不可思议。我问艾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艾帝幽默地说，因为你来了。说得真玄乎，我发现其中竟有许多人是昨天那间大教室里来的人。
开始了书法表演，我用的是大斗笔写大字，写了两条长长的横幅，内容分别是：“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和“一朵红玫瑰的力量”。书写时，由几个意大利姑娘帮忙两头牵纸，其中有两张匆忙中掉了字，丢在一边，被两个男女大学生要了去作纪念。有一位大学生要求我让他复印我的诗集，他正是昨天那间大教室的，我问他，他们教室的人是不是来了，他说来了好多人。我想我昨天讲了那么几句话，竟被人记住，引来了这么多学生，这种情况也只有意大利才会有。这个人类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文化承传和精神追求仍然这么火、这么旺、令我从深心感到敬意。我每写完一幅，就爆发一阵掌声，持续的掌声中，由大家同我一起把它摊放在后面的空地上。当我们返身回来时，人们又以掌声迎接。朗诵和书写都完了，我正忙着收拾纸、笔、墨、章，一大群人围了过来，要我留下签名。绝大多数人递过来的都是诗歌影本，也有些人递来我的“房子诗歌”图片或书和笔记本。许多人选择要我签名的都是他们各自喜欢的诗，如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野兽》和《白骨》，或《禅》、《白日将尽》、《一朵红玫瑰的力量》。有一位意大利姑娘脸圆圆的，她递给我的是一首《裸女》，接着又是一位长得很清丽、文秀的意大利姑娘，递过来同一首诗。我抬头一看，正是先前见到的那一位诗歌朗诵一开始眼圈就红了的那位。不过她问我，她能不能向我要一幅诗歌的书法？我还未来得及回答她，后面的人又挤上来了。这天这种场面、这么火爆，比昨天大教室的气氛更狂热。雨兰说简直成功得不得了。散场时，有一家杂志社想请我们赴佛罗伦斯以后，再返回威尼斯，在这儿留一段时间。这家杂志社办有两份刊物：《肉酱》（SUGO）和《威尼斯没有沉没》（VENICE IS NOT SINKING）。我们因忙于回匹兹堡只好辞了。他们提出明年再邀请我们来，雨兰告诉他们，明年我要在匹兹堡大学开课，也许假期可能有时间成行。威尼斯没有沉没，威尼斯精神永远也不会沉没。威尼斯精神就是佛罗伦斯、罗马、米兰、都灵、那不勒斯乃至庞贝古城精神，它同人类的文明永存。
威尼斯的狂热，是我一生从未有过的狂热，超过了匹兹堡，也许一生唯有这么一次。因为同匹兹堡比较，这里更多的是大学生、是青年，是青春的生命。同时，这里拥有全欧洲最大的远东系或亚洲系和东亚系，它足以有勇气接受我，也足以有胸怀容纳人类精神世界的异议之声和自由之声！不看专制者的脸色说话，不回避人生的真实；中国的真实和中国人生命的真实。东方和西方都同样有政客，有以经济利益为一切前提的奸商，究竟谁最能体现人类良知，必须重新审视并作出新的结论。摄影记者请我转过身来以人群为背景照一张相。文字记者首当其冲的提问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问题！我提到了因自由表达而受到监禁的异议者、诗人和作家师涛、郑贻春、张林。也简述了我的作品至今在中国封杀、几近终生湮灭。类似我的遭遇者，仅贵州而言就有我始终不能忘怀的一个人，这是位为自由付出高昂代价的战士，他的名字叫陈西。
明天一早，我们将坐火车从威尼斯赴佛罗伦斯。
行前为威尼斯大学教授、汉学家、《中国茶经》翻译者的“中国书房”留下了一幅诗歌书法。这幅书法写的正是“有百般滋味”的“茶”。诗歌的题目为《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