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上看，这些年上海开始大兴土木，高楼多达三四千幢，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大剧院、“世界第一建筑”，都成为自我炫耀的标志，然而内部的文化上则过度空心化，“假领效应”正席卷整个上海。
它的报刊业、出版业的保守自闭在全国是出了名的；几乎没有独立的电视人；电影、戏剧正萎缩成一个美丽的泡影；小说界只出了个王安忆，倒有个“作协主席”的头衔，每天忙于应酬，怕是早晚要给毁了；诗歌更是早已失语，连流行音乐也闹不起来了……
所有那些富有创新精神和锐气的文艺家，像优秀的学者、作家朱学勤、沙叶新等人，在上海不得不面临“围堵”和“腐化”的局面，令文化原创机制永无出头之日。
产生这种自我膨胀、自欺欺人之“假领效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它的自闭自满、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批评的小市民心态，流连于活在“社会的芯子里”，成为纯物质性的生物态意义上的人，“把人生往小处做”，抓着些有血有肉的细部，以“不致陷入抽象的虚空”（王安忆：《长恨歌》204页。南海出版公司2003年 8月），不担负任何精神层面的道义等等。
何以见得上海人是“自闭自满”、拒绝接受一切外来批评呢？一个例子是由我们的《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出版后，曾引起广泛的回应，新浪、搜狐网等都对全书作了转载。2004年3月上海《文汇报》记者跟着发难，发表《“酷评”还是“批评秀” <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一书受到质疑》等文，貌似公正地说，“这本书公然挑战批评腐败的姿态确是令人欣喜的”，然后来了个急转弯：“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却让人不得不怀疑书中所谓批判的真诚程度。读者可以随处看到这样的文字：正是《我爱比尔》开了‘美女文学’之先河，况且王安忆比卫慧、棉棉们漂亮多了，堪称‘教母’；贾平凹的作品乏善可陈，他的小说语言粗俗恶心，笔下的女人都是男人的‘玩偶’，可以说他吸取了许多以往古代文学的糟粕，呈现出一种病态的文学病相。就这样，文学批评变成了堂吉诃德手里任意挥舞的利剑”。其实，《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没有一处是这样批评贾平凹的。这位大记者又是如何“深入”阅读的呢？
我知道，《文汇报》记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想为贾平凹等人辩护，我们批评其他作家无所谓，就是不能批评该报所在地上海滩的准“大师”（这个称呼好像就是上海的批评家首先叫开的）王安忆。
我不能说批评王安忆的几个人个个出色，起码排在头一位的李静的文章是严谨认真的、切中要害的，记者怎么竟漠视了它，而在个别蹩脚的批评文章或宣传材料里，断章取义地挑刺呢？
李静认为，“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有两个因素从未改变：一是时代政治被有意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二是人物的私人化的生存世界占据着小说的绝对空间”，有着其致命的“单线条的、非纵深和缺少精微层次与深刻”的“精神的简陋”。“小说家在学习域外杰作的过程中，如果不扩展精神的广度与深度，而只是在物质形式上打转，恐怕就会上演现代版的‘买椟还珠’”。《长恨歌》正是一部“滤掉了终极性的精神之维后的人的‘物质形态’……它超越了历史，而展现为一种社会的‘生物学’”（75、84、87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3月）。她的人物是浮在历史表面的，代表不了历史，所以也代表不了“人性”。
也就是说，王安忆的人物是极其失真的。这一点和余华等人逃避现实、又像在诉说现实的《活着》等作品一样，难以动人、感人。
在《不冒险的旅程》一文结尾处，李静总结道：在法西斯主义横行的年代里，真正的大师如黑塞那样的，是以人道和自由为底线，探求着人类文化的新的可能性，因此危难丛生，不啻是在进行一次精神上的冒险。比较来说，王安忆式的写作则是过于容易了。在这个以实用功利主义和蒙昧主义为价值导引的权力-市场化社会，在这个人道和自由渐趋模糊的时代，一个被经典化的作家，作为沉默而模糊的一分子，为社会贡献出和它的时尚趣味相一致的精神产品，毕竟是没有任何“风险”可言的 －－它既不必激发自身的不安，也不必激发他人的活力，一切是如此平静而安全。当然，不能说作家就必须要成为冒险家或捣蛋鬼，但是一个对自身创造力和文明的更新力抱有责任感的作家，却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僵死秩序的“害群之马”（昆德拉语）。
这样的点评是何其精辟！它要言不烦地揭开了当代那些自我感觉良好而“成就非凡”的中国作家的鸵鸟式“作文”之通病。
无独有偶，我在香港一家杂志上看到有人批评“野火”旋风龙应台女士，多少次来往于一些专制独裁的国家，却对那里的民生作壁上观，无视邪恶与暴戾，开脱责任，有损了她的“泼辣”形象。大概受此触动太深，龙应台才恍然清醒，受而鼓呼了：
高楼越来越多，道路塞满了汽车，商场人头钻动，飞弹战机精良耀眼，奥运世博国威赫赫，这些或许都是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第一、它是以什么代价换来的？那个代价可以不偿还吗？第二、它是可长可久的吗？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保障，就不会有真正对弱势的照顾、对异议的容忍、对强权的反省、对法治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对正义的当仁不让，也不可能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登峰造极……，缺少公平正义、缺少温柔力量、缺少自由精神的国威赫赫，难道是我们真正的追求吗？
没有人会尊敬市场的；这个世界再怎么现实再怎么野蛮，最终赢得国际尊敬的，不是市场或武力，而仍是一个国家文明和道德的力量。今天美国失去好大一部分世人的尊敬，不是由于它的国力减弱，而是由于虐囚事件暴露之后它所丧失的道德立场。中国要得到泱泱大国应得的尊敬，不在于市场之大，国土之广，人口之多，而在于它道德担当的有无。
读到这两段文字时，我真想痛哭一场。这样的声音，在王安忆那样的大陆作家那里，是绝对看不到一个字的。他们最缺少的正是龙应台所说的“担当”意识，丧失了“道德立场”，从事着没有任何“风险”的贵族化写作。
这样的作家，对整个民族的未来命运，大抵是冷漠的、无情的，因而也是不值得我们来敬重的。李静把王安忆等人的这种取悦市场与时尚的创作，当成是浪费，当成是可有可无，与龙应台的鼓呼当属同一性质。这哪里找得到一个哪怕是疑似的不“真诚”的字眼来呢？
《文汇报》的记者居然就“随处看到”了，他们难道已然蒙了眼在说话吗？
可见得上海某些文人是何等之不老实，听不进意见－－即使是不正确的批评意见。
他们的心态、心理，是和它整个的文化环境一致的。
我就注意到，前些日子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会举行换届选举，名闻遐迩的散文家余秋雨居然落了选。
余作家经常会做些不务正业的事，出席各种竞赛、晚会，上电视，做广告，甚至当楼盘的促销模特儿……
如果说上海人从这个角度、立场出发，站出来抵制他，以保护自身形象的话，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取舍的尺度起码要一致，在上海作协胡混的人并不在少数。
据独立出版人叶觉林调查，一千多名上海作协会员中，单是理事就有近100人，仅有20%的人常有文章发表，10%的人常有著作出版。在这个庞大的机构中，多数是些无所事事、沽名钓誉的“伪作家”。
比较而言，余作家再不济，也还属于“常有著作出版”的10％当中的一员。在当楼盘模特儿之余，好歹还在写作；写得再不怎样，好歹也还畅销。从数量上说，在上海作协里，余作家也算得是“先进工作者”，比那拨没有著作的90％的人强，当个理事应该是绰绰有余的。现在却不成，不正能够说明“上海文学界在相当程度上的‘劣胜优汰’的不良生态”吗？
也许这的确是上海文化，乃至中国当代文化“荒芜现状的真正根源” （张闳：《荒芜化的上海文化生态》）。
